《创造社与日本文学：关于早期成员的研究》周海林著周海屏胡小波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曾经的畅销书作家
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中，关于张资平的介绍很少。作为创造社的发起人之一，张资平参加了新文学运动，并且作为新文学作家，他的小说亦在当时的读者群中引起过巨大的反响。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张资平小说包括中国台湾地区与香港在内都没有再版。而张资平小说开始在中国内地再版，也是在二十世纪末。当年曾连续三次夺得最佳图书桂冠的张资平的名字，在这五十年间完全销声匿迹，在中国不要说读过他的小说，甚至连听说过他的名字的亦非常稀罕。那么，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1893年5月24日，张资平出生在广东省梅县的一个旧式家庭。母亲在他出生不久后就去世了，父亲千辛万苦地将他养大。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张资平就在父亲的指导下学习《论语》《诗经》等古典作品。在乡下的私塾，他熟读了《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花月痕》《碎琴楼》等杂书，度过了寂寞的少年时代。通过阅读杂书，他切实地感到封建社会的不平等，特别是被婚姻制度束缚的女性的痛苦。张资平在《资平自传》中提到自己喜欢的书时，赞美了《碎琴楼》：“我觉得兴业何诹的《碎琴楼》实可以和日本德富芦花的《不如归》并称。并且同是用新体文言写成的。”当他对《碎琴楼》《花月痕》等古典通俗小说和林琴南的翻译小说着迷的时候，他的文学风格也就基本上定型了。在收入《资平自选》的《我的创作经过》中，张资平介绍：“十七岁那年，在省城从《东方杂志》读了《碎琴楼》，觉得这真是百读不厌的作品。同时对于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也发生了兴趣，时常装出冬烘的样子，在不住的吟哦‘春草碧色春水绿浪’一类的文章。受了这类小说的影响很深，于是又模仿那些文章，写了一些‘莺声燕语’式的小说。”他又说青春期恋爱通俗小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影响：“读完了《茶花女》后，如痴如醉数日……这个时代可以说是我的创作欲最初发展的时期。”
母亲早亡，又没有姐妹的张资平，对女性充满了向往。他的小说中女性多为被害者，或是被男性玩弄的弱者，可能是恋母情结的潜在影响。小说中的可爱少女们，既是新时代的女性，又多少带有《碎琴楼》《花月痕》中古典女性那样的影子。张资平具有很强的描写能力，他将少女们的外貌、声音和心理细致地描写了出来，但让读者深受感动的作品却很少，基本上都只是停留在趣味性上。
小时候的张资平因为家庭贫困，没能进入县立初中念书，而是进入了美国传教士办的广益中西学堂。在那儿，他第一次接触到了基督教和西洋文学，而在这所学校的经历也为他文学的一大主题——反基督教会播下了种子。张资平相信人的堕落是以原罪为起因的，他通过撰写多部小说揭露了神职人员欲将人的兽性的一面掩盖起来的腐败与虚伪，只是因为他将大量的笔墨花费在描写男女关系上，所以大多数读者并没有领悟他的旨意，而是将这些小说当作恋爱小说来读了。张资平对现实的观察是敏锐的，可惜他的视线往往停留在表面的事实上，没有更深入内在地考察，结果导致了内省的贫乏。他平面地描写了神职人员和信教者的“生态”，他也注重自然主义的手法，但还是很容易落入通俗小说的窠臼。
尽管如此，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张资平还是一跃成为人气作家，他的恋爱小说几经再版，到了当时的年轻人几乎人手一册的惊人程度。如果考察张资平的全部作品，确实难以否认他是一位通俗小说家。然而，关于他的哪些作品属于新文学作品，哪些作品属于通俗小说，却没有一致的观点。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文学史对通俗小说缺乏明确的定义，似乎很难给通俗小说和艺术小说，或者通俗小说和纯文学小说，画一条清楚的界线。以张资平的文学作品为例，张资平的初期文学作品《约檀河之水》和《她怅望着祖国的天野》都是恋爱故事。两篇小说都露骨地描写了男女关系，大量使用了“接吻”、“拥抱”等鸳鸯蝴蝶派小说中经常看到的“淫秽的”语言。然而，这两篇小说并没有被看作是鸳鸯蝴蝶派小说，却被认为是反封建主义的文学。可是，自从他成为畅销书作家，被文坛讥讽为“恋爱小说王”、通俗小说家以后，他也就被看成是与鸳鸯蝴蝶派一样的作家了。面对文坛这种轻蔑的称呼，张资平感到了被孤立的绝望，对来自文坛的嘲弄表示了强烈的反感。对通俗小说家的称呼，张资平为何感到这般不满呢？要探究其原因，首先要考察一下新文学运动和通俗小说的关系。
众所周知，文学研究会的同人杂志《小说月报》的前身，是以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为中心的休闲文艺杂志。而后来被文学研究会改组的《小说月报》是以反封建、反旧文学这一主题为出发点的，所以，注重小说娱乐休闲性的鸳鸯蝴蝶派自然就成了他们最初的批判目标。他们坚信文学必须是“为了人生”的。这种“为了人生”的艺术理念，和以休闲为目的的鸳鸯蝴蝶派的文学观是截然相反的，所以鸳鸯蝴蝶派的小说被当作封建的、反动的、低俗的文学，受到了来自文学研究会以及新文坛作家们的猛烈批判。这种针对鸳鸯蝴蝶派的斗争是彻底的、不妥协的，所以后来连鸳鸯蝴蝶派的核心人物周瘦鹤、张恨水都坚决否认自己是鸳鸯蝴蝶派这一“事实”。
新文学运动以后，鸳鸯蝴蝶派的读者就仅限于家庭主妇和小市民了，所以新文坛没有必要再将他们作为大敌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在北京和上海的文学者之间发生的所谓“京派”和“海派”的争论，成为重建新文学阵营的契机。那时，张资平作为海派的领军人物遭到批判，又以通俗小说家和商业文人的名头遭到新文坛的驱逐。指名张资平为通俗作家，首先开炮要将他驱逐出文坛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大本营——创造社。后期创造社成员冯乃超面对京派和海派的争论，指出张资平的小说充斥着小资产阶级腐败的性生活的描写，所以，他的立场已经转移到了革命的对立面。点燃京派和海派争论之火的沈从文也指出，张资平的小说不仅在内容上雷同，匮乏精神力量和思想，连感人的文字力量和美感也不足焉。他还就张资平的人气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是因为在上海的缘故，许多人皆养成一种读小报的习惯的……把那东西放在身边时，是明知道除了说闲话的材料以外将毫无所得的。但我们从不排斥这样小报。张资平小说，其所以使一些人发生欢喜，放到枕下，赠给爱人，也多数是那样原因。”这是他对张资平的人气现象和媒体关系的精辟和犀利的分析。
虽然沈从文不是从政治思想的层面上对张资平的文学进行批判的，但是他的眼光投向张资平文学的通俗性，他的批判和冯乃超一样严厉且中肯。沈从文认为，通俗小说的盛行是宣传工具和媒体成熟带来的现象，受大众欢迎的未必一定是艺术上有价值的，张资平的人气不会持续太久。随着无产阶级文学的开展，年轻人不再对甜蜜的小资产阶级的恋爱小说充满了幻想，他们的视线逐渐转向中国社会的现实生活，开始关注劳苦大众的日常生活了。然而张资平对这样的时代要求显得有些迟钝。很快文坛对他进行了彻底驱逐，就是所谓的“连载中止事件”。
“连载中止事件”
1932年秋，《申报》副刊《自由谈》的编辑黎烈文向张资平约稿，用于小说的连载。同年12月1日，《时代与爱的歧路》开始连载。小说以上海为据点，内容以描写中产阶级男女复杂的恋爱关系，或者三角关系、禁忌的恋爱故事为主，但又夹杂着与文坛相关的内容，特别是流露出对左翼文坛的不满，所以遭到读者和文学家们的批判。第二年4月22日，编辑部发出尊重读者意见的声明，决定中止《时代与爱的歧路》的连载。之后，张资平便对《申报·自由谈》耿耿于怀，认为自己是受害者，“连载中止事件”是鲁迅在背后策划的阴谋。后来，“连载中止事件”的影响不断扩大，不仅牵涉作家，一般的读者也被牵涉其中。当然，最终的结局是缺乏时代精神的张资平的恋爱小说，在那次骚动之后失去了大多数读者。后来他虽然没有再提及那次骚动，但是在谈话之中时常会流露出对左翼文坛的敌对情绪。对这个事件，温梓川在《文人的另一面》中这样回忆当时学生们进行争论的情景：
一开始，一位客家（张资平也是客家人）学生对申报“自由谈”中止连载张资平的小说表示了愤怒。他这样为张资平辩护：“不看张资平小说的，简直是道学家！”但是，其他的学生们却不以为然。
温梓川反驳上述客家学生：
我读过他的短篇小说《梅岭之春》，觉得还不错，接着便买到他的长篇小说《苔莉》，读后印象还好。可是当我读完了他那部《最后的幸福》以后，也就没有再读他的小说的兴趣了。
根据温梓川的解释，上述客家学生显然是将张资平小说看作具有反封建主题的前卫艺术了，而温梓川和其他与这位客家学生意见相左的学生们却认为，张资平的小说只是些多角恋爱故事，而且很多都是模仿日本的东西，从艺术性和思想性来看都是没有价值的。
在没有电视的时代，张资平小说的“连载中止事件”能在读者间引发如此的轰动，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张资平小说的普及程度。虽然“连载中止事件”没有持续太久，但是张资平的人气却因此一落千丈，最后竟落到现代书局取消与他签订的《日本恋爱小说十册》的翻译合同的窘境。自此以后，张资平再没有着手创作，直到十年后写了《新红A字》，这不过是他作为作家的最后挣扎罢了。
在“连载中止事件”的过程中，张资平为自己进行了积极的、强势的辩论，但都不外是些情绪上的反弹，他没能从正面对通俗恋爱小说的批判进行批判，没能从艺术的角度，或者伦理上提出通俗小说的正当性，这对他来说是致命的，失去读者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让他彻底陷入四面楚歌的，不仅仅是他的小说落伍于时代，人们对他的人格也产生了怀疑。当时有传言说，张资平可能雇用了写手来大量“生产”小说，这种说法几乎是对张资平的致命打击。虽说没有证据证明张资平雇用了写手，但理论上来说，要在短时期内创作出如此大量的作品确实很困难。1925年的冬天，张资平完成了日本文学翻译集《别宴》。《别宴》收录了七篇日本短篇小说，1926年3月由武昌时中合作书社出版。七篇小说按顺序依次为：谷崎精二的《别宴》，小川未明的《无产阶级者》，佐藤春夫的《消遣的对话》，加能作次郎的《衬衣》，江马修的《自杀》，加藤武雄的《最后的列车》，华田一郎的《梦醒了》（戏曲）。在“序”中他称有些是自己的翻译，也有一些是自己口述，学生记录的。1925年，在他还没有创作出畅销书时已经让学生帮忙了，由此推理，很难说他所有的作品都是他自己创作的。
“连载中止事件”对他而言是一把双刃剑。因为自此后，他不仅失去了学生读者的信赖，就连主妇、小市民等读者群也随之丧失了，他只能停止写作活动。最终，他与以鲁迅为中心的中国左翼文坛持对立的立场，参加了反左翼的纯文学活动，并与在创造社时代持敌对态度的民族主义文人们联手，担任了《国民文学月刊》总编辑。他陷入了一种危险状况。张资平被曾经为了信念共同战斗过的创造社同人及左翼文人们孤立后，走出了错误的第一步。如果说围绕张资平恋爱小说的争论还是文学范畴内的，那么他就任《国民文学月刊》总编辑，就不能不说是超越了文学的范畴，是关系到政治立场的一个重要的选择了。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日本当局的软硬兼施下，他选择投身汪精卫伪政府，就是他错误的第一步导致的必然结果。
创造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创造社早期成员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他们清一色都是留日学生，因此在考察他们的文学成就时，绕开日本对他们的影响几乎不可能。此书以早期创造社主要成员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四人与日本的关系为轴心，从他们留学日本为起点，绵延至“二战”期间，从各个角度展开他们在生活、文化、文学、政治等方面与日本之关系的分析与批评。立足于“历史不应该有空白”的立场，以注重史料和同时代的文献为原则，用比较文学的手法，综合地考察了早期创造社与日本文学之关系，提出了不少崭新的观点，以期填埋创造社与日本文学关系研究的空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