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汤达
1783年1月23日，司汤达出生于法国格勒诺布尔市。1799年，他来到巴黎，加入拿破仑的军队，追随拿破仑征战于欧洲大陆的时光深深影响着他，以至在1827年开始创作的《红与黑》被不少评论者认为是“用自己的笔去完成拿破仑未竟的事业”。
不过今天的读者似乎只能记住这部小说，对于司汤达的其他作品知之甚少。笔者在研读司汤达的作品后发现，除了《红与黑》，其实司汤达写了一系列类似的“于连故事”，奥克塔夫、法布利斯、吕西安……他们前赴后继，在司汤达的笔下展开真诚而矛盾的人生。《阿尔芒丝》、《帕尔马修道院》与《吕西安·勒万》都描摹着个人的奋斗史，在今天阅读它们，我们得以进一步深入司汤达的创作历程。
《阿尔芒丝》
亲爱的奥克塔夫，令我惶恐不安的，正是你这种激烈的情感，尤其是这种情感在你的心灵里暗中的进展。
《阿尔芒丝》是1827年司汤达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由于真实反映了复辟时期贵族阶级的生活面貌和精神状态，被称为《红与黑》的“前奏曲”。小说的主人公便是拥有着“激烈的情感”的贵族青年奥克塔夫，他毕业于著名的巴黎综合工科学校，才智超群，与自己的身份和周遭社会格格不入。即使同唯一能理解他的表妹阿尔芒丝结合，也无法摆脱对自身的厌弃、对环境的敏感，最终走上了服毒自尽的道路。
故事取材于一桩法案，1825年波旁王朝的御用工具“无双议会”通过了向革命时期流亡国外的贵族赔偿十亿法郎的决定，意味着陈腐而糜烂的贵族卷土重来。对于司汤达来说，这无疑是一场噩梦，那个“最缺乏生命的阶级”重新统治社会。那时，汇聚着崇高热情的拿破仑时代刚刚被击碎，“许多风暴、激情和失望都过去了：那照彻革命雅火的少年时代、雅各宾党的宣誓、拿破仑的大军、焚烧中的莫斯科”。奥克塔夫就是当时忧郁而愤懑的司汤达的化身，精神上曾受了“狮子的哺育”，偏偏却身落在狼窝，而在复辟时期，这一矛盾没有解决的可能。
《帕尔马修道院》
对！如果我那棵树长了叶子，那就是给我的一个信号。我，我也得摆脱目前的这种麻木状态，我不能再在这座阴沉沉、冷冰冰的城堡里消沉下去。
《帕尔马修道院》于1839年出版，翌年，巴尔扎克就发表长篇评论《贝尔先生研究》，盛赞《帕尔马修道院》“章章闪耀着精美之光”，是“一部只有真正杰出的心灵和认识才能欣赏的作品”，可以说《帕尔马修道院》和《红与黑》共同标志了司汤达在文学史上的成就。
《帕尔马修道院》塑造了一个生不逢时的意大利青年法布利斯，法布利斯同于连一样，也是拿破仑的狂热信徒，却在正可以开展一番事业的时候遭遇了拿破仑的滑铁卢之战，原本充满热情与价值的人生忽然变为一场虚空。而帕尔马则是欧洲封建阶级与政治阴谋的缩影，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强烈的意志力成为故事主要人物独立与勇气的思想来源。“意大利人的心灵由于想象力丰富，受疑虑和妄想的折磨，要比我们厉害得多；但是另一方面，他们的快乐也更强烈，更持久。”司汤达在对意大利的自我认同中完成了对法国社会的批判。
《吕西安·勒万》（又译《红与白》）
他（勒万先生）对勒万夫人说：“这是免得他（吕西安）对准自己开一枪的唯一妙法，如果我们真给搞到这种地步的话，其实，那不可能。他的道德观念真叫人讨厌，正是这种道德观念不允许他那么干，不会让咱们孤孤单单地留在世上，除此之外，他倒是热爱生活的，同这个世界进行搏斗也很能吸引他的好奇心。”
写作《吕西安·勒万》时，法国已经进入七月王朝，正统保王主义与拿破仑主义的激烈矛盾有所消退，司汤达也在意大利谋得了清闲的职位，而他仍在《吕西安·勒万》的手稿边上写下：“但是，真正盘踞在我心上的，仍然和过去一样，是to make an chef d’oeuvre（写出一部杰作）。”
小说男主角吕西安同样经历了卓而不群的个性与庸俗社会之间的冲突，他勇敢、坚定、果决的品质在面对上流社会与政治事业时显得不合时宜，即便他的父亲勒万先生费劲努力挽救儿子的种种失败，但不能泯灭的道德感一直阻挡着他前进的脚步。相反，父亲勒万先生倒是一个在蹩脚时代利用并践踏社会规则的现实主义者，因而在政治路途中取得了无往不胜的成功，父子两相对照，看来颇为讽刺。
司汤达是一个崇拜拿破仑而又富于野心的作家，人生经历过几段风流深沉却因社会现实而夭折的爱情，最后魂归意大利。他的小说有相似的法则，而在小说的边界之内，他不断以各种形象试验在那个时代生命可能的价值，就像卡尔维诺的评价：“司汤达所争取的价值，是一种生存张力的价值，它产生于以我们的环境的特定性质和局限来衡量我们自己的时刻。”
法国文学批评家勃兰兑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的洞见，放在今天也依然准确：“他的浪漫主义是坚强的心灵和批判的心灵的浪漫主义；在以明智和坚定为其突出特征的人物身上，有时找得到一种濒临疯狂的热情因素，一种达到自我牺牲顶峰的温柔因素。”1842年，司汤达逝世，写作的一生正如墓志铭上的概括：“活过，爱过，写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