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玫瑰》书封
在北京时间2016年8月6日上午巴西影坛一姐费尔南达·蒙特内格罗和英国影后朱迪·丹奇联袂充当声优在里约奥运会开幕式上朗诵《花与恶心》之前，在中国，只有人数极少的葡语学习圈和一部分热爱积累冷知识的怪咖知道，这首诗的作者、巴西诗人卡洛斯·德鲁蒙德·德·安德拉德是巴西20世纪被国民接受程度最高的诗人和巴西的标志性文化符号之一。
卡洛斯·德鲁蒙德1902年10月31日出生在巴西历史上曾因金矿开采而富甲一方的米纳斯吉拉斯州一个比较偏远的小镇伊塔比拉。卡洛斯·德鲁蒙德的家族有苏格兰血统，他出生时，祖上经营的庄园已呈颓势，但家庭的文化氛围还是相当浓郁。
16岁时，他被送到里约州新弗里堡的一所教会学校就读，尽管成绩优异，但由于不服管教、思想激进，他最终被教会学校开除。1925年，迫于父母的压力，他在米纳斯吉拉斯联邦大学拿到了一个药学学位，他毕业后从未从事过与医药有关的工作。
年轻的卡洛斯·德鲁蒙德在米纳斯吉拉斯州和几个诗友创办了一份短命的、名字就叫《杂志》的杂志，呼应着自1922年圣保罗现代艺术周拉开帷幕的巴西现代主义文学。1928年他寄给巴西现代文学教父奥斯瓦尔德·德·安德拉德的“怪诗”《在路中间》发表在了奥斯瓦尔德主编的当时最前卫的文学刊物《食人主义杂志》上，这首满是“车轱辘话”、公然标举语法错误的诗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到1930年出版第一本诗集《一些诗》的时候，他已经被视为巴西现代主义诗歌的第二代核心人物了。与此同时，他开始走上了漫长的一手写诗一手写公文的公务员之路。1931年，他受米纳斯吉拉斯州同乡兼高中同学古斯塔沃·卡帕内玛的邀请，跟随后者从政。1934年，卡帕内玛升任巴西教育部长之后，卡洛斯·德鲁蒙德也来到了当时的首都里约热内卢，升任教育部高官。
1930-1945年以及1951-1954年这两段时期在巴西担任总统的是备受争议的政治家热图利奥·瓦加斯。瓦加斯民粹主义式的施政方针为他的执政奠定了广泛的支持率。在全面独裁的瓦加斯“新国家”体制下，卡洛斯·德鲁蒙德感到一种强烈的“精分”:一方面，这个时期他的政治观念逐渐由无政府主义向社会主义靠拢，另一方面，他所供职的政府却在不遗余力地打压各种左派人士。1940年，已是政府高官的卡洛斯·德鲁蒙德在出版自己的诗集《世界的情感》时，为了躲避瓦加斯政府的书籍审查，不得不采取地下出版的形式。
1945年，卡洛斯·德鲁蒙德出版了诗集《人民的玫瑰》。这本诗集被认为是他诗艺成熟化的标志，在这本诗集中，他在继续前一阶段充满俚语活力和文字游戏快感的反讽式抒情的同时，加大了站在左翼的立场对巴西本土现实语境的批判力度，并融入了他通过反思二战而获得对人类现代文明的诸多复杂感受。为了结束自己偏左的内心世界和“恐左”的政府工作之间的撕裂状态，他在1945年正式宣布辞去教育部的职务。
奥运开幕式上朗诵的《花与恶心》就是出自这本《人民的玫瑰》。那段时间卡洛斯·德鲁蒙德托一位朋友订购了一套马克思的《资本论》，读得非常认真，很多马克思主义体系的词汇不自觉地融入到了写作中，比如《花与恶心》的起句“被我的阶级和衣着所囚禁”里的“阶级”，还有整首诗里对商品拜物教的警醒。《花与恶心》从物理环境与精神状态两个维度凝缩了瓦加斯独裁时期的压抑感和反胃感，前者以恶性城市化带来的“商品”、“钢铁的车河”、“沥青”等等为表征，后者以“忧郁症”、“不怎么自由”、“罪行”与“恶心”等等为符码。
这首诗1945年被广为传播之时，后来成为巴西文学院院士的批评家阿尔瓦罗·林斯就断言卡洛斯·德鲁蒙德“是我们的现代文学里最具革命精神的人物”，并宣称《花与恶心》具有“独一无二的真正的革命性”。
这首《花与恶心》放在奥运开幕式上，和环保主题配合得也天衣无缝，1940年代瓦加斯独裁氛围下的“恶心”，完全可以被置换为21世纪跨国资本主义对地球环境的摧毁造成的“恶心”。卡洛斯·德鲁蒙德本人大概不会拒斥各种“过度诠释”，因为他在诗里说过：“我的诗是我的甘蔗酒。每个人都有他的甘蔗酒。/喝的时候，是用水晶杯，还是马口铁杯，/还是海芋叶子，并不重要：都管用。”
回到卡洛斯·德鲁蒙德身上。1945年他和瓦加斯政府公然“翻脸”之后没过几年，他和巴西共产党之间也渐生隔阂。后来他还是回到了独裁终结之后“第二共和”时期的政府里，继续做他的高层公务员直到退休。
1987年8月5日，他的爱女、作家玛利亚·儒里耶塔因癌症去世，卡洛斯·德鲁蒙德的生命随即枯萎，十二天之后，85岁的他也因病离世。他在去世之后还给了读者们一个巨大的惊喜。人们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很多塞在抽屉里的性爱诗，这批“小黄诗”被编为诗集《自然之爱》在1992年出版，一时间成为“里约纸贵”的潮流读物。他的头像出现在1980年代末巴西的50元纸币上。
他在里约的雕塑位于迷人的科帕卡巴纳海滩，他坐在长凳一端，另一端空着，像是随时准备和坐在上面的人攀谈。凳子上铭刻着他写里约的一句诗：“在海中，一座城市已被写就”。
(本文作者系诗人、译者，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副教授，北京大学巴西文化中心副主任，文章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