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护审判成果也是阻止历史翻案

■上海书展举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中国部分》出版发布会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中国部分》书封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审判日本战犯。

2016年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70周年，同时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1周年。8月18日上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中国部分》发布会在上海书展中央大厅举行。东京审判检察官向哲濬、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向隆万和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主任程兆奇出席了发布会。程兆奇教授在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该书的出版以及一系列对东京审判的研究，是“维护东京审判的成果，也是为了阻止日本对历史的翻案”。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中国部分》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国家图书馆出版社联合出版。全书分为《侵占东北检方举证》《全面侵华检方举证》《毒品贸易·侵占东北检方举证》《侵占东北辩方举证（上、下）》《全面侵华辩方举证（上、下）》《南京暴行检辩两方举证》《被告个人辩护举证（上、下）》《检辩双方最终举证与辩护》以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等，共12卷。全书展现了东京审判法庭审判记录中有关中国部分的重要内容。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中国部分》具体内容涉及广泛。“九一八”事变、伪满洲国、卢沟桥事变、南京大屠杀、日本在东北等地的鸦片毒化政策、日本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等均有关涉，对研究日本侵华战争所涉及到的重要历史事件具有重要价值；也用中文形式呈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铁的事实，将各种战争罪行集中展现。

填补出版空白

习近平总书记在《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及相关会议中多次指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及中国、苏联等国家的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使发动侵略战争、双手沾满各国人民鲜血的罪魁祸首受到应有的惩处，这一审判的正义性质是不可动摇、不容挑战的……抗战研究是长期的国家战略，尤应以战后审判文献研究为中心。”

东京审判从1946年7月1日检方立证阶段审理“对满洲的军事统治”始，至1948年4月16日“原告方反对诉答”止，包括了检方举证、辩方反证、检方反驳辩方反证、辩方再反驳检方反驳、检方最终论告、辩方最终辩论、检方回答各个阶段，其中涉及中国的部分的审理共有120天，留下的记录约10400页，译成中文约300万字。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中国部分》按照原始文献的时间顺序，再现了1946年5月至1948年11月期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逐日记录中有关中国的部分，真实记录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过程，为了解、研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及为研究二战后特别军事法庭对战争罪、破坏和平罪、违反人道罪等提供了珍贵史料。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是二战之后审判研究最核心的文献。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此前虽已将原始档案悉数出版。但全英文版本仍不能满足国内研究者和读者的需要，语言壁垒使得中文世界的研究者与读者在东京审判存在很大的鸿沟。

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主任程兆奇教授对早报记者表示，随着东京审判庭审记录、证据文献、讯问记录等主要文献陆续出版，解了国内学者的燃眉之急。“考虑到东京审判的文献基本是英语和日语，加上这些文献卷帙浩繁，对一般读者阅读仍然不便。所以我们在编纂庭审记录索引的同时，从五万页英文庭审记录中将与中国有关的部分一万余页析出，大体按照时序，译成中文，编为12卷。使中国读者能够方便地阅读东京审判与中国有关的部分。”

长期以来，中国学界对东京审判研究可以讲还是滞后的，有许多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迄今为止国内缺乏东京审判的基本文献及中文资料。从学科发展和现实需要的角度考虑，将东京审判重要文献中文化并出版，为中国学术界和一般读者提供研究资源都是极其重要与可贵的。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中国部分》应运而生。

案例铁证如山

凸显侵略事实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中国部分》完整再现庭审原貌，如《南京暴行检辩两方举证》一卷中，详细呈现金陵大学医院外科医生威尔逊、曾在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工作的许传音、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尚德义、日本负责情报事务的伊藤述史等出庭作证检方证人十数人的法庭证言及交叉询问回答。法庭上摘要宣读的书面证据更是涵盖证人证词、档案资料、调查报告、秘密电报、外交函电等。南京大屠杀受害者陆沈氏、吴经才、朱勇翁、张继祥等血泪证言字字证实了日军在南京暴行的惨绝人寰。同时，也收录了中国人民非常熟悉的约翰·拉贝的信件、时任美国大使馆三等秘书阿利森致美国大使的信件等外国人士关于南京暴行的证据。这些外国人中，不仅有当时处于中立地位的美国、英国、丹麦的居民、教授、医生、牧师和外交官员，甚至还有和日本同盟的德国纳粹党人和外交官员，这些见证都充分证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理的国际性。

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向隆万在发布会现场表示，日本方面一直在试图否认南京大屠杀，“如果仔细看了这个庭审记录，就知道真相是什么，任何有良知的人，只要看了这些材料，都会得出自己的结论。东京审判是文明的审判，辩方的证人有17个人，最后法官向检方采纳了32个证据，向辩方采纳了23个证据。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得出了南京大屠杀判决材料，其中包括南京大屠杀遇难者人数在20万人以上。这是白纸黑字的证据。判决书有600多页，其中绝大部分内容是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犯罪罪行。”

又如《侵占东北检方举证》一卷中，通过庭审内容详细再现了日本在经济领域侵略中国的情况。时任上海浦东电气公司董事长和经理童受民以及华北钢铁公司筹备委员会执行会长、总经理兼总工程师陈大受等作为检方证人的证词，充分证实了日本大肆掠夺华北、华中占领区的矿藏资源和电力设施，特别是通过“计划”和“统治”中国东北矿藏、农业、工业与铁路系统，实现其把东北当成日本“工业原料的来源地”与“人口拓展地”，以“加速增强和充实”日本国力，“推进战争”的企图。

程兆奇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认为，东京审判是对近代以来日本对外扩张与伴随着扩张的暴行的盖棺论定。作为日本侵略的最大受害国，阻止日本侵略的重要抵抗国，以及东京审判的主要参与国，东京审判与中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程兆奇说：“但以往我们对东京审判审理了哪些与中国有关的罪行？检方提出了哪些证据？辩方提出了哪些反证？检辩双方进行了怎样的攻防？留下了哪些值得检讨的问题？诸如此类的基本情况长久以来一直不明。我们觉得有关对华侵略与暴行的审判内容，与中国关系十分密切，清楚认识十分必要。”

程兆奇认为，长期以来日本一直有人力图推翻东京审判。近年的突破性变化是日本官方从幕后走到了前台。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2013年3月在众院公开表示“东京审判是胜者的审判”可以看作是一个标志。2015年11月，日本自民党更进一步，成立“检讨”东京审判的专门机构，企图通过否定东京审判达到否定战后国际社会对日本侵略的定性。“因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中国部分》的出版，除了学术的意义，我们今天维护东京审判的成果，也是为了阻止日本对历史的翻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