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荨麻花开》： 为一地黄连的童谣

《荨麻花开》： 为一地黄连的童谣

《荨麻花开》： 为一地黄连的童谣

◎阎连科

荨麻是一种寻常的植物，一如路边的寻常之草，即便花开，也如家雀的飞叫。飞就飞了，叫就叫了，决然不会如孔雀开屏样引来一阵欢腾的惊呼。

然面对《荨麻花开》这部小说，它既没有孔雀开屏的艳美，又绝非真的如荨麻那样庸草俗叶，常花俗香。去年畅销又叫好的《斯通纳》认真读了，就如一日无事，顺脚去看了一场很实在的家常电影。中国读者久等久候的《午夜之子》更为认真地看了，让人为一个作家技法的圆熟而感叹。又觉得技法跳出了人物的魂灵，正如离开土地而凌空的光，终是离人的意义远了些。还看了一些别的小说，倒不如小说以外的读物给人更多更深的印记。

《荨麻花开》是当散文去读的，一日几篇，三日几章，它既没有放不下的那种令人心颤的阅读引力，也没有放下后也就忘了的阅读了断。读读放放；放而记挂。并不知道那书中有什么牵挂着你，却总是有一种不断丝线的缠绕，雾在内心，驱而不散。也不知道那书中缺了什么，使你渴念又终是没有拿出时间，一气而毕之。不快不慢，不急不慌，读完之后，既无19世纪名作的荡气回肠，也无20世纪为背叛而写作的大唤旗摇。可是，许久过后，书中隐含的那股让人难舍的思念，又仿佛一个人对遥远童年的无尽漫想。回是回不得的，但若强他忘记，却是不可能的事情。这雾含在《荨麻花开》中让人割舍不得的纠缠，究竟是一股什么样的力量，让人拾之有难，丢之更难。就想到，在《荨麻花开》问世的上世纪的30年代，世界文学的翻腾，真的是煮沸的一锅新鲜的大粥。然而，无论马丁松在诗歌上多么的超前并有人类意识，就这部小说而言，仿佛还是封闭。封闭到写些什么，作家的叙述又如何面对那个要写的什么，都与世界和世界文学中涌动的创造与唯有叛逆才为艺术的潮汐，隔着一层且相当无关。“我写我的，世界与我何干；而我的一切，也就是我的全部的文学世界。”——今天，倒是可以从马丁松的小说中读出这种固执的坚定来。可为此，瑞典人又不免感叹，就是诺贝尔文学奖，也“没有提升这位作家的国际声誉”。这是一种清醒，也多少包含着一种意外的无奈。他们把这种“未曾提升”，归缘于马丁松作品的“本土色彩”、“民族化”与“乡土化”。

还有，马丁松的文学语言典型的瑞典南部的地方特色，比如，作品中频繁出现的植物名称和自创的语言结构与词汇等，都给翻译带了难度。也许，情况果真如此；可也许，就小说而言，无论是《荨麻花开》写作的年月，还是马丁松获得诺奖的前后时代，世界文学的潮向，都已不是一部作品可以“闭门而行天下”的光景。文学的创造与怀疑，直到今天，上百年来，都是小说的一股巨大的主潮。而《荨麻花开》，则写得语言淡静，行文简白，故事涩苦而明了。就是文本中饱有罕见的自传童泪的诗意，也毕竟和世界的主调文学，相去了甚远而甚远。所以，无论是作家还是作品，没有所谓的“国际声誉”，应是一桩可以理解的事情。

好像，马丁松曾为1974年获得的这个诺奖有许多不悦的纠缠。

好像，斯德哥尔摩那座奖项的都城，也曾为马丁松获奖有着长时不息的争说。

然现在看来，无论是颁奖还是领奖，双方都已经淡去了这些。时间掩盖了一切。作品已经归位到了作品的本身。就是过度拜仰诺奖的中国读者，也已经不会因为马丁松是诺奖的获得者，而对其作品就报以欢乐的热情，使钱袋的拉链自动打开，也不会因为他不是诺奖名单中的一员，就视《荨麻花开》为真的荨麻一般，寻常而又寻常。

确真而言，读这样一部小说，需要相当平静的心情。一如今天的读者，阅读早年的《呼兰河传》一样，一定不是那些烦急慌忙的人，如在地铁上啃咬苹果般那么潮新、那么匆忙的阅读或者匆匆的了解。《荨麻花开》写得散淡却又清晰，苦涩而又诗意，意蕴似乎简略，却在背后深埋着作家对世界忧伤而又不息希望的容大。尤其小说中那种始终如一的“在地性”与世界性的联系，显示了一个作家对文学立场固守的坚信。在斯特林堡的《海姆素岛居民》中，那种在地性的文化，多是表现岛民们的生活风俗；在拉格洛夫的《尤斯塔·贝林的萨迦》中，却表现为山地森林中的神秘与传说。而更具现代性的瑟德尔贝里的《格拉斯医生》，在一百多年前的写作里，就写尽了斯德哥尔摩的地理、街道和建筑，而一百多年之后，人们仍然穿行在那些街道与建筑中，如同穿行在《格拉斯医生》这部小说中一样。今天，在读这部《荨麻花开》时，那种在地性的地域文化，又表现为瑞典南部乡土的自然、植物和被浓缩素描的民族特性。这就不得不让人去想，这些北欧的瑞典作家，为什么都那么酷爱坚守民族的地域和地域中更具在地意义的文化特征与根深的文化须毛？一部《荨麻花开》，也多少就是一部瑞典南部酸苦的地域史和植物志。而这种地域史和植物志，在80年后的今天，我们来阅读这部小说时，竟然如同翻看人类祖先或父母、爷奶的照片样，从中显出一种温润的力量，渗透在马丁松的小说中，也浸润在异国的某种阅读里。

当然，绝大多数的读者，都首先会为小说中小马丁命运的悲苦而伤感，而流泪。可在我，确实更着迷这种在地性的意义。更着迷马丁松的这种在地性与瑞典其他作家在地性的不同。是这种不同，让我读读停停，不断地去想象和咂味。而至于小马丁的命运，也感动，也戚悲，可想得更多的还是马丁松如何在这悲苦中去表现某种不息的生命的诗意。是的，好像天下的孩子，再也没有比小马丁更为悲苦的了。出生时家里已是一堆的儿女，而他不过是那一堆中的一员。接着，家道中落，生活从本不富足的层面迅速跌入穷崩贫急的境遇。父亲死了，母亲逃似的远嫁他乡；而紧其相随，唯一疼爱他的姐姐伊娜斯也因结核而去。最终，他不得不与姐妹们一道，好像多余的猪崽猫狗，被分往各个社区吃低保的人的家里，干最脏最累的活儿，吃最粗最糙的面包，喝一杯咖啡，就会感到无尽的人生温暖。被打、被骂、被羞辱之后，又总是在他与那社区、家庭有些熟悉、情感时，被转送到另外一个社区，另外一个低保的家庭，乃至于最后被送往非正常人苟活的收容所里，过着更为苦涩、陌生的生活。

“陌生”，在这儿不再是一个词汇、一种命运，而是一个世界和作家对世界的态度。然而，就是这样罕见的陌生与苦痛中，马丁松却能那么准确地写出小马丁见到一个高中生的兴奋与遐想；写出他对阅读的爱恋与沉浸；写出小马丁误杀了一头小牛犊后，如杀人一样的忏悔、懊悔和对牛畜、人世的不安与永远无法抹去的痛苦的记忆；却能写出长至十岁的马丁，而当粗暴的主人尤厄尔无端地把他打昏后，他从昏迷中醒来，想要点火烧了马厩报复时，却首先想到的是：“我得先把马给放出来。”然到最后，在要烧那马厩时，他却还是把武器般的火柴，扔到了马厩旁的小溪里。直到小说的最后，他猜测到“对他还算不错”的图拉阿姨可能死去时，他“从墙角里跳出来，用全身的重量朝代理女管事扑过去”。

“图拉阿姨还活着吗？”他声嘶力竭地大叫着，“她还活着吗？她活着，是不是！我就要知道她是不是还活着！”

小说完了。

一部关于马丁松的也是关于人物小马丁的童年悲苦的半传记虚构，到此如诗样戛然收回而完结。一方地域、一地黄连般的诗的童谣，在极度的悲苦中，闪烁着晶莹、辉煌和无尽的善美的光泽，照亮了世界和阅读者的内心。原来，小说中的诗韵，并不仅仅是因为作家本为一个了不得的诗人，不仅仅因为他简明、清白（也许还缘于翻译家的翻译），如诗如谣的句式和叙述，还因为人物命运中更内在、单纯的心魂世界，而才有着整部小说都不曾熄去的爱与诗的光芒。也许这，才是一个作家真正的伟大之处。才是《荨麻开花》更为诱人到念念难忘的缘由。

还有，面对那充斥着小说苦童谣般的叙述，我们不得不说，它虽然没有20世纪作家们对文体一味求奇的创造，乃至于也多少因此使它失掉了“国际声誉”，可在今天看来，却有一种更为单纯的美和深沉的诗意，构成了叙述和文体的根本，反而在世界文学叛逆性创造的喧嚣之后，更显出内在的审美与生命力。好像，小说的每一页文字，都是被拆散的诗句。诗像浸滴在水中浓烈的墨汁，而小说，就是用这种泡过诗句的墨汁而写成（又想到了翻译家的翻译之功）。于是，它不再是小说，而是关于一个孩子和一地黄连的散文；它不再是散文，而是一个以苦为歌的在风野中独自跑着的孩子的生命的童谣。它既不是散文，也不是童谣与诗歌，只是没有被世界认识的产生于1935年的苦童谣的小说文本，而在今天，发出了童诗文体的写作之光。“她把手张开，比划一个宽大的手势，告诉他世界有多大。她画出一条地平线，而她的眼睛看得很远很远。”人，“消失在丧服中的寡妇那昏暗的森林里”。“风把她的裙子吹起来，成了一面情欲的旗帜……她站在那里拍打着衣裙，把屁股也舍弃给大风了。”“对于所有只想着这个身体的人来说，这就是蜂蜜。”等等等等，这不是小说中所谓的俗烂的金句，而是在20多万字的黄连漫漫的写作中，飘散的无处不在的咖啡的苦香。是语言和文本的一种气质，是文体内在的一股精神。是苦童谣文体的呈现与积累。至于这种童谣文体的叙述，最终在北欧“成了瑞典童年叙事常见的范式”，对我们来说，并非那么直接的重要。但于我们的写作和阅读，却一定是一种更为宽广、直接的《呼兰河传》式的童谣小说的不一样的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