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抉择中的幻想到清醒后的幻灭

美国外交家爱德温·W.马丁的《抉择与分歧：英美对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的反应》（姜中才、于占杰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6月）早在1990年就有了中译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姜中才等译），二十多年来在国内学者的相关论题研究中多有引述其中的档案、文件等史料。但是在专门为新版译本撰写的《译者前言》中没有提及前后两个版本是否有差异。刚翻看了几页，偶然发现一个翻译的问题：“在准备NSC34 / 1文件时，美苏之间的冷战已经进行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柏林墙已经开始全力修建达数月之久了。”（第5页）NSC34 / 1文件是1949年1月11日制定的，“柏林墙”显然错了，查原书为“Berlin blockade ”，指苏联从1948年6月24日开始实施的“柏林封锁”。由此看来，新版本是否对旧译本重新认真校对过就有点值得怀疑了。译者认为该书“使这一时期中美关系的演变过程能从一个较新的角度得以审视，进而使这段历史中一些长期未公开的情况得以为世人所知”。这是对的，但是对何谓“较新的角度”还要有进一步的认识。

在这部著作出版之前，美国的中美关系史研究的重要动向是1978年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召开的1947-1950年美中关系史研讨会，重新评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至五十年代初的美中关系，力图纠正过去研究中多有存在的情绪化倾向。D.博格和W.海因里查斯根据这次会议成果编辑了《未定之秋：1949-1950年的中美关系》（Dorothy Borg ed.，Uncertain Years: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 1949-1950），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于1980年出版。该书的论文引用了当时美国最新公布的原始材料，从不同角度论述了1950年的美中关系如何引向相互敌对的“悲剧性后果”。与此相比，马丁在几年之后的1986年发表的《抉择与分歧》“所探索的主要问题是：当年英美的对华政策是如何以及为何发生分歧的”（作者前言）。该书以大量外交档案和文献资料还原在华德事件、承认表态、离境问题、联合国席位、朝鲜战争及日内瓦会议等一系列事件中英美外交政策的抉择、分歧及后果，以平行的叙述视角抓住英国与美国面对中共新政权的不同心态、利益诉求和政策抉择作为比较分析的枢纽，其研究结论大体上包含这些方面：开始的时候美国对华政策的新特点是“灵活性”，试图与新政权建立某种工作关系并避免使中国成为苏联的附庸，此期英国的对华态度与美国相近，但实现目标的手段不同，然而结果并无差异；而中共对于他们与西方的关系却很明确：肃清在华的西方帝国主义及其文化、经济机构，因而并“不急于”和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在华侨民、特别是商界人士满脑子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总是一厢情愿地想问题，不肯直面中国革命的现实。“总的来看，英国外交部和美国国务院对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现实的认识是一致的；他们的分歧在于如何应对这一现实，如何以有利于他们在中国和其他地区的利益的方式来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

该书的另一层重要意义是分析冷战初期西方价值观与实用主义外交政策之间的消长变化，也揭示了在西方与中国的外交政策之间存在的误读、认知的转变、价值观念与实用功利的冲突等真相。而且从某种角度来看，在马丁笔下真正的焦点其实还是“反应”所投向的对象，那个早就作出了“一边倒”的抉择的胜利者。

与一般的书斋学者不同的是，埃德温·W.马丁曾经是专业外交家，1953年曾参加朝鲜停战政治谈判；1967-1970年任美国驻香港和澳门总领事，1971-1973年任美国驻缅甸大使。作为曾直接处理中美外交事务的负责官员，他对双边或多边关系中的各种心态都有远比局外的观察者、后世的研究者更深的认知和体察，正是这些论述使“抉择与分歧”不仅具有人们通常关注的中美关系史研究的显性意义，而且更具有意识形态认知与国际政治伦理研究的内在意义。在马丁看来，英、美对新政权外交政策的认识误区是非常突出的，这是导致从分歧中的幻想发展到清醒后的幻灭的首要原因。比如，关于“国际惯例”或“国际法”。1948年年底以后面对中共军队的节节胜利，英、美外交领事馆采取的是“原定不动”的策略，所依据的是国际惯例；“与此同时，共产党在其占领的城市中却发出通牒：如果西方通行的国际惯例不符合他们的要求，他们就不按照这种惯例去搞外交”（第9页）。英国外交部中国处的科茨想到十九世纪初的中华帝国，当时外国人也不能获得接近帝国官员的机会，因此也“不能解决甚至也不能讨论任何问题”（第15页）。“国际惯例”不行了，司徒雷登想到了另一种“惯例”，中国的文化传统。他相信他与一些新政权领导人曾经有过的师生关系可以使他接触到他们并展开“友好的商谈”；他甚至天真地把这想法告诉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但后者却非常怀疑他的这种自信。又比如贸易问题。美国国务院曾考虑过对中共进行贸易制裁的方案，国家安全委员会对此的否决原因是“很难预计西方国家能够采取必不可少的一致行动，以有效地实施对华严厉限制或贸易禁运政策”（25页）。这当然是对的，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决定性的因素并不在西方能够如何，而是对方将会如何。英美都把贸易政策视为手中的王牌，只是利用这张王牌的方法不同：英国是持胡萝卜，美国则挥舞大棒。但是，“北京并没有把贸易当回事，从而使贸易引诱和贸易惩罚都未能影响北京的政治方针”（282页）。这难道还有什么需要怀疑的吗？与贸易问题相同，英美也显然都过高地估计了对方对西方外交承认和进入联合国等的兴趣，进而高估了这一兴趣对新政权外交政策的影响力。从外交官到一般的侨民都同样存在认识误区。“在上海的英美侨民预计，由于管理上海这座大城市的复杂性，共产党会被迫向他们求助”，这当然是完全想错了，接下来出现令他们很不愉快的事情才让他们明白这一点（49页）。

关于在英、美外交文献中出现的所谓“周恩来新方针”的记载，马丁在论述了英美两国一冷一热的不同反应之后提到了一个颇有意思的问题：“两位大使的不同反应，或许是出于他们的不同背景：施谛文是一个没有中国背景但经验丰富的外交家，司徒雷登则是一个有很深的中国背景但经验不足的外交家。”（45页）与英国驻华大使施谛文的怀疑持相同意见的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则是想起与苏联卫星国打交道的经验：“对于来自所谓温和派的亲近表示，不管我们是否做出反应，激进主义者总是要取得胜利的。”（同上）与美国人比较起来，用我们的话来说，英国外交官显得更 “老奸巨猾”。比如在施谛文大使卸职后任英国驻南京代办的胡阶森在谈到中国报刊普遍出现的亲苏宣传时指出：“没有证据表明中共乐于通过其他大国的承认或者其他外国人的救助来对抗苏联的影响，这样的设想只是一厢情愿。”（111页）

马丁论述的某些细节也是颇有意思的。比如中方土地管理机构要求在天津的外国领事馆在它们提交的登记申请表上做出某些修改，根据英国外交部的有关记录是：在“英国政府”和“英国外交部”前要加上一个“前”字；在“所有权契约”前加上“伪”字；在英国总领事的签字后边加上签字人私人的中国字印章……西方人对“伪”字表示有异议，“可是土地局拒不接受把原来国民党的土地管理机构视为 ‘前’土地局的做法，它坚持要加上一个‘伪’字”（128-129页）。又比如，在上海的英国侨民离境风波中，市政府官员召见英国轮船公司的代理人，要求这些代理人签署一份声明，以他们及全体旅客的名义对当局的协助表示感谢，以及对计划未能实施表示遗憾（155页）。从“伪”到“感谢”，看来在外交文献中的文字政治传统真是源远流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