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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静“蒲潭”何处寻

2016-09-13 13:09:09      参与评论()人

蒲潭寻访过程中相关地名的空间位置

蒲潭

曾静屋场近景

现实中很多事情,往往在开头时想不到结尾。

2007年冬,我突发奇想:何不利用寒假回乡之机去看一下《大义觉迷录》中曾静、张熙这对师生的老家?究竟什么样的环境,能生出这样一对活宝?曾静老家永兴,就在敝乡安仁县隔壁;替他去西安给岳钟琪上书策反的门徒张熙,史料中简言之为衡州人,细述之为衡州安仁人,具体而微则是安仁县鹏塘地方,其氏族与寒族同出一源(该地今属炎陵县东风乡)。这样近的历史场景,不去看看岂不可惜。然而那个冬天湘东南赶上一场罕见的冰灾,这一念头也就被搁置下来。一搁置就经年。

前年暑假回乡,几位高中同学聚了一聚。其中一位在永兴工作,盛情邀请我去那里看看。带着寻访曾静老家的心思,我跟着他去了永兴县城。回乡前我稍稍做了一点功课,发现能给曾静老家以准确定位的,只有他住处左近的蒲潭——由此他号称“蒲潭先生”;而蒲潭这一地名,无论历修《永兴县志》还是当今各种资料,均无著录。我想,到了永兴问一下县史志办,应该能知道其具体位置。

谁知大谬不然。老同学带我找到年过七旬的永兴县史志办老主任廖盛时先生,当地对曾静问题用力最勤、研究最深的资深史志工作者。湖南省、永兴县新修方志中关于曾静的内容都是他写的。1987年,他还在《永兴文史》第二辑上发表过《曾静与〈大义觉迷录〉》一文;之后又写过多篇相关的文章。我向他请教曾静老家蒲潭所在,他却茫然不知。1999年美国学者史景迁到永兴寻访曾静遗迹,廖先生带着他在县城南郊的注江村(今属便江镇)和县境正北、与耒阳接壤的香梅乡转了一圈。正是在香梅乡,看到路边的一个小庵子,史景迁获得灵感,声称在他内心深处“最切近地感受了曾静当年于安仁大路旁翘首远望的那个小小私塾”(史景迁《皇帝与秀才:皇权游戏中的文人悲剧》,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在注江,廖先生和史景迁一行查过曾氏族谱,没看到关于曾静的记载。考虑到鲤鱼塘镇石溪村在永兴形成了比较早的曾氏聚落,县境不少曾氏村落都是由此析出的,而位于其东面的大布江乡流传有关于曾静的传说,那里的猪婆口村有曾姓聚居,于是廖先生近年在《反清儒士曾静》一文中写道:曾静“祖籍永兴鲤鱼塘镇石溪湾,后迁大布江乡较头猪婆口村”(载所著《松柏集》,2013年自印本,21页)。然而对蒲潭的位置,他却不能指实。

这样的结果当然不能让我感到满意。作为历史地理学者,我希望能找到精确地点。就全国尺度来说,也许精确到永兴县就差不多足够;但到了永兴,我希望能精确到自然村(而不仅仅是行政村)。最好能找到具体场所。

返沪后我继续做了些工作,写了一篇《曾静的书馆》(载《读书》2015年第一期),指出,曾静的书馆位于今炎陵县东风乡西草坪村。

能得出如此具体的结果,族叔张孝明先生的帮助起了很大作用。他与张熙共一个祠堂,也是鹏塘人,曾参与新修族谱的活动。我与他讨论张熙的一干史事,凡在鹏塘当地的,他都能说出具体地点。然而对曾静老家蒲潭所在,由于地属隔县,此前他并未关注。

我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曾静岳父陈梅鼎是安仁湘湾人。该地与鹏塘接壤,今属豪山乡。按传统社会习惯,通婚距离半径一般在一二十里地。男家花轿一早出发,得赶到女家吃早饭;之后接上新娘,赶回男家吃晌饭。当地嫁女做早晨酒,娶亲做晌午酒。即使晌饭吃得再迟,曾静家也绝无远在注江、香梅之理。就算鲤鱼塘一带也没有可能。以距离推算,曾静家应该就在永兴县东头,与安仁接壤的几个乡。

一般来说,乡村社会的通婚地域会保持惯性。如果到曾静岳家那个村子去打听,即使曾静其人年代久远,现在未必有人知晓,但曾静老家所在的蒲潭,应该能问出一些蛛丝马迹。我推测,“蒲潭”这个地名应该与寒族所在的“赤塘”一样,为仅存于小范围空间的历史地名。寒族从江西迁来,在县境分为赤塘、鹏塘、新塘三支。鹏塘、新塘都成了村名,见于公私各种记录;赤塘张氏地盘之宽,旧称九塘十八冲,即有九个名以“塘”、十八个名以“冲”的地方,如苏角塘、大西塘、草冲、竹冲、烂泥冲之类。到我小时候,生齿益繁,聚落加多,同时也有村庄消亡,父老对九塘十八冲的名目已经数不全了。集体化时代,赤塘张氏分属两个大队,东部是一个完整的张家大队,西部则与邻近的谭氏、陈氏合成一个谭家大队。后来大概为了体现革命色彩,分别改名东风大队、石基头大队。这样,赤塘这一地名基本上也就只存在于我张氏父老的心目中,非但政府公文、地方史志无载,氏族外人士即使地域邻近的也未必知晓。必得问到我张氏族人,而且必须是了解一些氏族历史的耆宿,对赤塘这一地名才能说出个所以然。

去年暑假,回乡前我设计了一条考察路线:先去炎陵东风乡,看看张熙的相关遗迹;接着去附近的湘湾陈氏,问问跟他们开亲的永兴曾氏主要来自哪些村落;然后去永兴那些曾氏村落访问老人,看当地有无所谓蒲潭。

从学理上考量,到现在我仍然为这一设想而暗自得意。虽然实施起来有点复杂——湘湾一带安永两县之间隔着太湖仙、金紫仙等许多高山,其中金紫仙为安仁全县地势最高处,一旦问出线索,从湘湾去永兴也相当费事。不过,在缺乏文献记载的情况下,这一方案不失为值得一试的技术路线。

可惜一出师就不利。到达鹏塘张氏祠堂之前,我们一行五人站在一个山垭上俯瞰鹏塘八景中的一景,我太太不知缘何特别兴奋,硬生生在公路上行了个大礼。只听得轰然一声,正在数米开外专心拍照的我回头一望,却见她四体投地——显然张家列祖列宗已与时俱进,不要她再恭行叩首之礼——而右手却牢牢地攥住苹果手机不放。结果她左膝鲜血淋漓,手机仅屏幕轻微受伤。

进村后先帮她把伤口处理好,次第看完张家祠、张熙的屋基坪、曾静书馆的位置,然后直奔湘湾。孝明叔对那一带很熟,找曾静岳家的陈氏族人、看族谱都很顺利。可是村里人说,最近几十年已很少跟永兴开亲,更别说什么曾氏。完全不知以前来此娶亲的永兴曾氏来自哪些村落。

我当然不甘心以失败告终。经安仁县政协沟通永兴县政协,并请当地乡政府协调,我决定直接到永兴与安仁接壤的七甲乡去看看。

选择去七甲乡,一来是考虑到那里有曾氏村落,而且距安仁湘湾不远,完全在传统乡村通婚距离半径之内。二来更重要的是,那里有一个石枧村,雍正六年(1728)曾静曾去那里给友人吊孝。仔细玩味前后文句,似乎那里距曾静老家不远。

得知我要去七甲寻访,永兴县政协领导立马劝阻。他们说,问了县史志办,建议去鲤鱼塘、注江、香梅等地看看。我信守徐悲鸿书写过的“独持偏见、一意孤行”,两县政协和文史委的领导也就只好顶着烈日,陪我去七甲。

七甲的乡干部对此很有兴趣,尽管他们之前几乎没听说过曾静。据他们介绍,石枧村的村民姓廖,隔壁的石爻村有些村民姓曾。我想先看曾氏村落,他们带我去了石爻村。那里有不少老房子,而且有不知何时的曾氏两兄弟考中文秀才、武秀才的传说。一位曾姓村民手持山区特有的长柄镰刀,帮我砍开秀才墓前高过人头的茅草,露出墓碑。然而字迹漶灭,完全无法辨识。之前在村口一户廖姓人家翻看廖氏族谱,本想看看能否找到曾静门徒廖易的身影,一时间也没找到。我看这个曾姓村庄地势高敞,坐落在一面巨大陡坡的半山腰,坡下很远有一道小溪,谷底满是大砾石,根本就见不到潭。显然这样的地形不可能取个带潭的地名,否则恐怕是常识有问题。

两度扑空,让我不能不痛定思痛。我深感,出野外还是应该先做好内业。像这样子捞到一点线索就去外面跑,尽管方向基本正确,而且每次都不无收获,但工作效率实在太低。

对寻访蒲潭来说,最基本的史料无疑是曾氏族谱。尽管前人说曾经查过、没找到关于曾静的资料,又有人说曾静身为“弥天重犯”,族谱中不可能有其记载,这,都不能成为不从族谱着手的理由。去年在石爻村,本想就地找曾氏族谱,可是当时有谱的人不在。今年回去前,我横下一条心,这次其他都不管,先看族谱再说。

事实上我前年就与鲤鱼塘镇石溪村支书曾建国先生通过电话,得知他家藏有一套体量很大的曾氏族谱。去年心存侥幸,以为在七甲也能找到。今年死了心,进入永兴县界,就直奔鲤鱼塘而去。

查下来结果非常意外。尽管这套曾氏族谱撰修质量不高,嘉道以前人物绝大部分连生卒年都没有,只是以表格形式罗列世系,注明字号、葬地、配偶、子嗣等基本信息,但在“贞入房系”第六十六至七十派的页面上,赫然出现了“蒲潭先生”曾静的信息。

“贞入房”第六十七派有一位“衍静”,其注文很普通:“字寿山。配何氏,失考。生子四。”乍看,很难将这位与人称“蒲潭先生”的曾静建立起联系。然而,其父“尚昌”的注文中有曰:“生子一,名静。”而其子“兴藻”的抬头为“静长子”。可见,这位“衍静”只是谱名,其日常生活用名完全有可能就只是“曾静”。正如本人,生活中、证件上均名“伟然”,前些年族中修谱,因本人属“起”字辈,硬是给本人安了一个谱名“起伟”。可见在谱牒中找人,关键是名字中的区别性字眼,其他不能拘泥,这是关于宗族的文化常识。

更有意思的是,在“衍静”后人的记载中,大量出现了“蒲潭”这一地名。兴藻“配曹氏,葬较头蒲竹潭牛形”;其长子毓富“配何氏,葬蒲潭凤形”;毓富长子传身,“字省约,葬蒲潭凤形”;兴藻次子毓贵之长子传经,“字纬伍,葬蒲潭龙形”。显而易见,“蒲潭”系“蒲竹潭”之省,它位于较头。较头今为村名,隶属大布江乡。

将谱中同时期其他人的齿录翻完,并未发现蒲潭这一地名存在于他处。

既有“曾静”这一人名,又有“蒲潭”这一地名。而且从偶尔出现的同辈人生卒年可以看到,第六十七派行年在康雍时期。可以肯定,谱中此位“衍静”,正是大名鼎鼎的“蒲潭先生”曾静。

当然,我也注意到有两点疑问。最明显的一点是,《大义觉迷录》中曾静招供,他十七岁娶湘湾陈梅鼎的侄女、陈国衡之女,而谱中却记载“配何氏,失考”,何解?对此,只能说,关键在“失考”二字。既然其人“失考”,那么,对其姓氏所载不确也就是无法避免之事。其次,谱中对葬地非常重视,而“衍静”却全无此等信息,何故?据多种史籍记载,曾静、张熙于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在北京被凌迟处死。既是弥天重犯,又被凌迟处死于北京闹市,那么,其遗骨未归葬祖山也就不难理解。

族谱上看到记载,只是找到线索,最终还得到现场去落实。

这次我实在不愿再麻烦永兴县政协领导,通过朋友找到较头村支书朱成学先生,从县城接上他,就朝位于永兴县东头、地处七甲乡以南的大布江方向进发。

一路上,我先向朱支书询问过去从较头到县城的交通状况。他说,路就是现在通车的这条路,1958年加宽、现在硬化了,距离是一百一十里。我心里暗忖,这与曾静在《大义觉迷录》中招供的其家与县城间的里程大体相仿。随即我问他,较头有没有叫作“蒲潭”或“蒲竹潭”的地方?问他“蒲潭”,他说没有;跟他解释,也叫“蒲竹潭”,他想了想,说:有,叫蒲箕塘,就在现在大布江电站管理所那个地方。

于是朱书记讲述了这样一个当地的传说:蒲箕塘风水很好,从前那里有个读书人叫曾甑,透过潭里的水泡可以看到皇宫。有个道人跟他说,看到鸡上墙、狗上屋,就可以造反。一天,果然有一只鸡上了墙,他妹妹盼他早日成事,就把一条狗抱到了屋顶上。他以为时机已到,拨开潭里的水泡,对着皇宫里射了一箭;但是没有射中皇帝,皇帝派人来把他捉了去。关在死牢里,曾甑想到自己一肚子学问,就这样死了,于心不甘。他要来文房四宝,连夜写了一本《增广贤文》。皇帝看到他才学如此之好,就免了他死罪,把他给放了。

这一故事,到了较头后我又听不同的人讲了两遍。每次细节微有不同,但要点无变化:蒲箕塘、书生、造反、被捉、赦免。我一直不干预受访者的讲述,心里却在暗暗思考这故事与曾静本事的吻合之处。实在是太巧了,简直就像根据曾静的经历给编的。而编又编得不那么完美,除了添油加醋渲染造反机缘的神异之处,还把主人公与《增广贤文》扯在了一起。那本书我从小就听说,初中时才看到它的文本,那是先父手写蜡板油印出来的。较头人大概是因为书名里有个“增”字(与“曾”同音),从而把它说到了故事里。值得指出的是,在当地方言中,“曾静”与“曾甑”的发音非常近似,其差异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正因为有这个本字的差异,我相信这传说由来已久。要是一切都与《大义觉迷录》中很吻合,我倒要怀疑是不是今人根据史料创作出来的“新民俗”了。

到了大布江电站管理所,我们下车。周围的环境似曾相识,就是湘赣交界地带常见的山间谷地。前后两排山脉相对高程约百余米,上游谷底较窄,不过三五十米,至此稍稍开敞一二百米。四眼望去全是山。屋前是蜿蜒通往县城的路,路下是从资兴过来的永乐江(安仁县境主要河流)。虽然是上游,这一段河床却相对平缓,河水在屋基坪左前方冲刷出一个弯,形成一个明显的、在山区不容易见到的潭。下游不远处在集体化时代修建了一座青山垅水库,使得这里的水流清幽静谧,更加衬托出潭水的深邃。这一切,完全就是曾静、张熙在《大义觉迷录》中招供出来的那个样子:距县城百数十里(略有夸张),万山之中,旁边有潭。

管理所左近有户人家,两老已八十多岁。他们说,这里的住户都姓何,以前与安仁开亲的很多;管理所那个地方原来叫蒲箕塘,住户姓曾,是花了一担二斗米买下来的,包括田和山;买主的孙子还在,也八十多岁了。屋前潭边本来有一个大樟树,建管理所时因树上有蜂,用火燎蜂窝,不慎将树烧了,现在这块地方还叫樟树下。

午后,支书派人带我们找到了买主的孙子何启清先生,生于1935年的一位退休教师。他对蒲箕塘的讲述并没有增添新的内容,不过出示了一本当地人自编自印的《大布江传闻》,里面收录有一篇《曾甑传闻》,基本上就是口述内容的文字版。问他还有无保存当初的买地契,他说,那些东西土改时都烧了。问他何时买的地,他也说不清,只说是他祖父手上买的。推算应该是清末民初的事。向他核实一些小地名,他的认知与朱支书和其他村民相仿,能确认在电站管理所北面公路两侧有山分别叫龙形、虎形,南面不远处有座山叫凤形。至于牛形则不知在哪个位置。

尽管如此,我觉得已足以确定,这个“蒲箕塘”就是曾静老家所在的“蒲竹潭”。蒲字本无问题。塘是当地很普遍的地名通名,当地人在说到这个地名时发音确实如此;但在叙述相关史事时,无一例外地都指屋前面的水潭以为实;况且潭、塘语音极为接近。可见该字本应作潭。要拐个弯的是中间的箕字。竹在安仁话中有两个读音,层次较古老的读tiy313,层次较新的读iy313;较头一带与安仁同属永乐江流域,方言相当接近(在全国方言地图上安仁、永兴两县均属赣语耒资片);竹的第二读iy313与箕字读音i33极为近似,声母完全相同。由此我认为,这个地名中间那个音的本字当如曾氏族谱所示,为竹。

从较头回安仁的路上,我很有感慨。

寻访蒲潭的过程,虽然牵涉到很多专门知识,包括历史学、人类学、地名学、方言学等等;但总体来说,难度不能算很高。至少相对于我平常从事的其他课题来说,并不存在特别的难度。前人对这一问题用过功,得失无需评说。我本人从前年开始进行相关调研,竟然历两年之久、在田野跑了四趟才求得正解,这中间,之前每次回乡来去太匆匆,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就工作效率而言,不能不说技术路线在发挥着决定性作用。

我起先误信前人对曾氏族谱的阅读感受,以为主要要靠田野调查;之后又误以为到了乡下能轻易地找到曾氏族谱,那样可以一揽子解决。到最后真正解决问题,其实还是靠自己老老实实先跑鲤鱼塘,从族谱中找到线索,然后再去实地调研。如果不这样,继续直接在田野跑,谁能想到蒲潭居然在一个现在已完全没有曾姓居民的地方呢?

做学问,一定要自力成佛。他人的工作,可以作参考;想靠,可能都靠不住。

2016年8月7日

录入编辑:洪振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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