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民盟，还是由于闻一多的影响，当我初回昆明时，闻一多还不是盟员，但他表示一定要过问政治。后来，他加入民盟了，特意告诉我他对民盟的看法，希望我也能和他一样。
当年与流金共事天祥中学的许渊冲在《续忆逝水年华》里也忆及：
他（指流金）曾请闻一多先生来天祥做报告，并在他家午餐。他加入民盟也是闻先生介绍的。（《西南联大的师生》）
但1944年9月至1946年7月间，对流金而言，吴晗在政治影响上是仅次于闻一多的重要人物。
据《简谱》，1946年5月7日，吴晗因妻子袁震患子宫瘤出血，须往大城市手术，便挈妇离滇，与流金就此分袂。当年7月，闻一多遭暗杀，流金得知自己也上了黑名单，只身匆促逃离昆明。他在《南北朝史话·后记》里自述其后与吴晗关系，“分别之后，又还通信，虽然不多”。这种不多的通信断续延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然而，天地玄黄，世事沧桑，双方函札迄今存世者唯见前引那通。
吴晗遗札主要告知纪念闻一多与出版其遗著等事宜。根据来信，可以推断应是流金首先驰翰，谈及昆明别后的时局变故与出自肺腑的幽愤感慨，告知自己发表的纪念闻一多近作，抄录所作闻一多挽词，关注其遗著出版与闻太太近况，当然也问及吴晗夫人的健康。尽管来函只署月日，不书年份，但诸多旁证足以考定其作年。
首先，吴晗信中说“你的文章我见到了，挽词怕要到能纪念时才用”。流金所作闻一多挽词确切内容已不知其详，纪念文章则有两篇，分别是《人之子——怀念闻一多先生》 与《追念闻一多先生》。前文刊载于1947年3月24日的《文汇报》，吴晗此信若作于1947年5月12日，在北平应能获读。后文刊发在1947年第五期的《人世间》上，该刊封面与版权页所列出版日期均为“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七月二十日”，如果读到这篇文章，来函则只能作于1948年。
其次，吴晗信中又说“内人从去年在沪开刀后，现已恢复健康”，即其来函不可能作于1948年的有力旁证。据《简谱》，吴晗夫妇1946年6月辗转来沪，因梅贻琦之介，袁震在上海“顺利进行了手术”，7月，他在给学生信里说及“我妻子多年的病已经治好了，现在正在休养”（《吴晗传》164页）。既然说“去年在沪开刀”，足证此信必写于1947年。
再次，吴晗信中还说“一多的书已和开明订了合同，最近抄写完毕即寄沪请郭老编定付印”。1982年北京三联书店版四卷本《闻一多全集》系据1948年8月上海开明书店版纸型重印，保存有开明版序跋与后记。据朱自清的《编后记》，他作为召集人与吴晗同被梅贻琦校长聘为“整理闻一多遗著委员会”七委员之一。《编后记》还说“《全集》拟目请吴晗先生交给天津《大公报》、上海《文汇报》发表”，“拟目里有郭沫若先生序，是吴晗和郭先生约定的”，可知吴晗为编印亡友遗著出力颇多。开明版郭序首句即说“最近吴辰伯先生把《闻一多全集》的稿子从北平给我寄了来，我费了两个礼拜的工夫细细地校读了两遍”，而吴晗的跋两次引用郭沫若校读期间来信，表明郭序之作吴晗确实与有力焉。凡此，不仅坐实吴晗此函作于1947年，还提供了编印闻一多遗著的若干细节。
吴晗信中所说“最近抄写完毕即寄沪请郭老编定付印”，只是将计划安排告诉流金，其时实未抄毕，这有朱自清作于7月的《编后记》为证：“我们大家都很忙，所以工作不能够太快；我们只能做到在闻先生被难的周年祭以前，将全集抄好交家属去印。”据《朱自清全集·日记》，1947年7月3日，“校正一多文稿”；7月8日，“阅读并整理一多手稿”，9日，“写成闻集编后记。闻集前后历六周始编成”。则朱自清作《编后记》时，《全集》应已抄毕，他编完即交吴晗邮寄时在上海的郭沫若校读作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