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据流金《“文革”交代》：
大教联这时会员还不多，集会多在培成中学，有时在青年会大楼，有时在麦伦中学。我参加过的还有两次集会，一次是欢迎吴晗的，在麦伦中学举行。一次是欢迎周建人的，开会是在青年会九楼。前一次集会，到的人数不多，吴晗问我：“孙大雨怎么样？”我把我参加大教联是由孙大雨介绍的事告诉了他，吴晗对孙大雨也过问政治的事感到惊异。
对吴晗在沪参加这次集会与其他活动，流金《回忆大教联片断》有详细叙述：
1948年夏天，吴晗从北京来上海，住在他的弟弟春曦家里。大雨先生通知我，大教联要请吴晗谈谈北京的情况，夜里在麦伦中学开会。我们都住在现在四平路的新绿村，当时叫做其美路。我和大雨从其美路雇了一辆三轮车去麦伦中学。会议由沈体兰主持。吴晗讲了北京的情况，主要是清华、燕京和北大的教授们对时局的看法，反对蒋（介石）是主流。他特别提到了张奚若先生和金岳霖先生，还有北京大学的樊弘与曾昭抡，燕京的严景耀和雷洁琼。潘光旦先生和费孝通，在吴晗看来，是不用说的了。……这次集会，很晚才结束，大雨先生和我就从麦伦中学散步似的回到新绿村，走进家门已经过十一点了。吴晗来上海之后就去了解放区，我在来喜饭店请他吃饭。这一年，他正四十岁，我说：“就算是为你祝寿吧。”席上有春曦，好象还请了陈仁炳作陪，他们两人同年，因此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我和吴晗说了我所知道的大教联的情况，对于孙大雨这样走出艺术宫殿颇使他感到喜悦。
但《叶圣陶全集·日记》与黄裳《来燕榭文存·拟书话西行书简》，都说吴晗是9月南下的。上海8月自是夏天，由于吴晗此行“停留了个把月”，兼之行踪隐秘，他俩推测其9月南下也在情理之中。
流金自1947年来沪后，对自己盟员身份秘而不宣，其在沪接上关系也与吴晗南下有关。据尚丁《遗札三复待春归》：
因为程应镠来上海后没有参加民盟的组织生活，所以，我一直不知道程应镠是民盟盟员。在我负责上海民盟地下组织之后，吴晗通过他弟弟吴春曦，把程应镠的盟组织关系转到我这里，我才和他取得联系。
流金与吴晗昆明“分别之后，又还通信，虽然不多”，这种关系在鼎革之初依然如此。仍据其《“文革”交代》：
一九四九年解放后不久，我和吴晗写过一封信，希望他和《展望》写文章，并谈了我对上海民盟和上海高教界的情况的一些意见。他复信要我有关高教界的工作找李正文。对民盟的工作，他认为“要搞”，“不搞不行”，“知识分子不能搞工农群众的工作，难道搞知识分子的工作也不成？”
他在《南北朝史话·后记》里还说及吴晗另一来信：
遗札指的是一九五〇年夏吴晗给我的一封劝我认真学习马列，而不要在大学里担任马列名著讲授的信。教育者必先受教育，他的意思是很清楚的，而我那时却自以为是懂得马列主义的。这封信，当然也和其他几封信一样，被当作我的罪证，从我家里搜去，不知下落了。
据《“文革”交代》，1950年暑假，流金参加上海市高教界参观团，“去北京时，我又去看了他”；1951年，“吴晗来上海，我在民盟的会谈中见到他，后来又去锦江饭店看过他”。流金未说及吴晗这次南来的月份，但下文紧接着说：
此后，我去北京，他来上海，我都没有找过他。一则因他已经很有架子，二则因我犯过“严重罪行”，不愿见他。在昆明以及其后，我和他的关系，本在师友之间，和老同学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