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推断其这次南下应在上半年。这年，时任市里高桥中学校长的流金颇欲重回高教界，其同窗老友周游正受命试刊《北京日报》，曾代向主管文教的副市长吴晗说项。据周游1951年7月18日来信说：“我很同意你来作高教工作。我曾与吴晗先生谈过，并要求他加以协助，他表示无能为力。”吴晗表示“无能为力”，往好里说，或许不以公权徇私谊，未必一定“很有架子”。但也不必讳言，流金与他的关系自此似有疏离。据此，1950年代吴晗至少有两通来函。
其后，流金沦为“右派”，即所谓犯了“严重罪行”，直到1963年才恢复与吴晗通信。据《程应镠自述》（载《世纪学人自述》第五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说：
1962年的春天是难忘的。吴晗同志主编一套《中国历代史话》，从原始社会开始，直到清代，共十三册。《史话》将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周游是这个出版社的社长。他们都想到了我，周游给我写信，问我要不要写一本。这时，我已卖完了妻子的母亲遗物，开始卖书了。能够写一本书，拿一笔稿费，是求之不得的。我给周游写信，表示愿意写；不久，又和吴晗通信，承担了《南北朝史话》的写作。吴晗告诉我，他自己写明，邓拓写清，两晋由何兹全，金由冯家升，春秋由陈懋恒，秦由翦伯赞，南北朝剩下来了，就给了我。
作为燕京大学老同学，周游推荐了流金，主编吴晗也欣表同意，他还是念旧的。在撰著《南北朝史话》过程中，流金与吴晗曾有书函往覆。据其《“文革”交代》：
六三年曾因为北京出版社写《南北朝史话》，和吴晗写过一封信，他回了我一封信。后来《南北朝史话》第一部分写成寄给出版社，他又来过一封信，我回了一信。全稿写成后，我给了他一信，却无回信。
十余年后，流金在《南北朝史话·后记》说：
写完了南朝，把稿子寄到出版社，吴晗同志很快便通读了全文，回信鼓励我：“就按这个样子写下去。我们打算把它印出来，作为担任其他各朝史话作者的参考。我想你不会反对。”写作过程中，我和他通过四、五封信，讨论的问题，大的如民族融和，小的如斛律光父子，他都明确地表示了意见。
作于1985年的《程应镠自述》也说：
1963年全书完成，13万字，注文比正文少不了多少。吴晗不赞成加注，说是通俗读物，不必说明句句都有来历。注作成未全寄，已寄的被退回。
综上所述，1960年代，吴晗至少两次致函流金；而1949年后吴晗致流金信函则至少有四通。
1965年11月，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文革”前夜，流金对吴晗这位师友持怎样态度呢？据其1969年4月12日《“文革”交代》：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发表之后，出于阶级本能，我为吴晗辩护，在一次小的座谈会上，我以暴露思想为名，说：“吴晗过去是左派，怎么会反党反社会主义？”说了这两句话，又连忙掩饰这种为吴晗辩护的心情，说：“我过去在昆明，对他是了解的。反右斗争后，知道他是个左派，入了党。但十多年没有和他见过面，虽然前几年和他通过信，他在北京的情况我是不了解的。”
这段“交代”大堪玩味。流金说“吴晗过去是左派，怎么会反党反社会主义”，强调了两个时段，一是昆明时期，“对他是了解的”，当时他与吴晗都是左翼知识分子；一是反右以后，流金成了“右派”，但仍知道吴晗“是个左派，入了党”。所以，他在时隔三天的另一份“交代”中有类似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