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吴晗开笔说及“山城快叙”，乃追述两人在昆明的交谊；而“已同隔世”之慨，也是由来有自的。1945年岁末，国民党制造了昆明“一二·一”惨案，抗战结束后诸如此类事件接二连三，不啻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一批接受过“五四”民主思潮熏陶的知识分子驱往左翼阵营。在支持爱国学生反独裁争民主上，流金与闻一多、吴晗的政治立场日趋契合（参见《事辑》1946年纪事）。次月，流金与吴晗先后或亲历或听闻共争民主的师友李公朴、闻一多相继被难的噩耗。8月，吴晗夫妇由沪抵平；12月，北平发生沈崇事件，再次激起学潮。1947年春，国共和谈破裂，中共代表团撤离北平。这些活动，吴晗都积极参与，疾呼发声。可见，吴晗致函说“已同隔世”，既是有感而发，也在呼应流金《人之子》里“这一年里不知经历了多少风波”的感慨。而“所幸”以下云云，尤其真切地反映了左翼知识分子的当时心态与今后取向。
吴晗信说：“很想暑假能到上海，有太多的事要做，只是，能不能来权不在我，这一点你是明白的。不过，还是存这么一个希望，暑假见面，假使我还能同你见面的话。”吴晗终于未能暑期南下，但这通来信与流金往函，表明俩人接续了中断年余的旧谊。此信以后，吴晗主动向流金约稿。据流金《回忆大教联片断》说：“王艮仲那时办了一个《中建半月刊》，还办了一个大型期刊叫《中国建设》。在半月刊上，吴晗要我写过一些文章。” 他在1968年6月21日《“文革”交代》里也说：“《文讯》是臧克家主编的，《中建半月刊》好像在北平出版，文章是寄给吴晗转去的。” 他的文章能刊于北平杂志，吴晗有推挽之功；文章既由吴晗转去，双方自有函件往覆。而其后两年间，流金写作重心从文学创作转向政论杂文，除去政情时局的客观因素，吴晗的影响不容忽视。
1947年暑假，吴晗虽未能来沪，次年8月末，为躲避搜捕，却一度南下。此次沪上之行，前引《吴晗传》与《简谱》都有记及，《简谱》说：
八月底，经地下党组织再三敦促，吴晗决定绕道上海，去香港，会合在港的民盟成员一起到解放区，响应中共中央关于召开新政协的号召。到上海后，由于去香港的飞机检查很严，不能成行。当天晚上，郑振铎来看吴晗，要吴晗行踪严守秘密，切不可以在公开场合露面。在上海期间，吴晗还会见了张澜、黄炎培、罗隆基等人。九月初，吴晗由上海回到北平，并在当天到达天津，当时袁震已在天津等候。过了两天，崔月犁便派交通员来陪吴晗夫妇到解放区去。
但吴晗在沪活动，远不止此，梳理流金与吴晗的现存文稿，大可作进一步钩考与补充。吴晗《1946、1948我的两次沪上之行》（此文十卷本《吴晗全集》也失收）说：
1948年8月间，我又到上海了。原来准备第二天就乘飞机到香港，和在香港的朋友一道进入解放区的。不料当天的报纸就登载了到香港买飞机票得凭相片的消息，香港是去不成了。当天晚上西谛（郑振铎）先生就来看我，并立刻用电话通知了一些朋友，一起在一个朋友家吃饭商量办法。这次我在上海停留了个把月。他谆谆告诫，行踪一定要严守秘密，切不可在公开场合露面。
这段自述或即《简谱》所据。现存郑振铎日记，是年8月一天不缺， 24日云：“晨，十时许，至伯翁处”，“六时半，达夫、予同来，伯翁、刚主、达君、耀翔夫妇及君珊陆续来，在此晚餐，喝酒不少”。其8月日记，伯翁仅此日一见，有理由推断“伯翁”应即借代吴晗（辰伯）。而吴晗回忆这次沪上之行“停留了个把月”，则《简谱》说“九月初”再“过了两天”，吴晗就从天津去解放区，就大有疑问。倘若郑振铎日记中“伯翁”即隐语辰伯的推断不错，吴晗应是1948年9月末或10月初由沪返平转津再去解放区的，而绝非《简谱》所系的9月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