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发表之后，我又跳出来为吴晗辩护，说：“吴晗民主革命时期是左派，反右斗争中，也是左派，怎么会反党反社会主义？”
作为“右派”的流金，对吴晗在反右期间的“左派”表现，诸如讨伐章罗联盟的长篇发言《我愤恨，我控诉！》赢来“长时间鼓掌”，不仅应该完全知晓，在内心也许不无想法。如今眼见这位1957年的“左派”师友也将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荆冠，流金还是保持着独立的思考，用他的话说，他在座谈会上“叫嚣要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区别开来”。然而，当《吴晗与胡适》发表后，流金在《“文革”交代》中承认：
我感到吴晗的问题是个政治问题了。于是，我便表示要和他划清界限，把他在六三年给我的信交给了系总支。这时，我已经预感到一个阶级斗争的风暴的来临。我充满了恐惧，希望自己得保平安。
1966年6月，全国范围的“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据流金1969年4月12日《“文革”交代》：
吸取了反右斗争的教训，主动交代了我和吴晗的关系，和周游的关系，交出了周游和我的全部通信。
从流金“交代”可证，他所藏吴晗来函，“都于六六年五月和六月先后交给了旧总支”。但据其1972年4月27日的《“文革”日记》，“昨日学校组织组发还信件、日记和照片百余幅，唯文稿不存”，信件中应即包括六年前交给党总支的吴晗遗札。
最后，补叙一下流金对吴晗的追念与吴晗遗札的下落。
在十年浩劫的日子，流金私下仍关注吴晗的命运，其《南北朝史话·后记》提及：“1974年中秋，我知道他（指吴晗）死了，但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死的，也不知道他死在哪里。”“文革”结束次年，流金为修改《南北朝史话》在京居留五十余天，期间还特去探望吴晗的遗孤吴彰。他在《后记》里写道：
周游是建议我写这一本书的人。另一位促成我写这一本书的就是吴晗同志。可是，我在北京再也见不着他了。在北京住了五十天，往往独立窗前，对着蓝天，充满了对他的怀念。稿子修改完毕的那一天，正碰上北京少有的蒙蒙细雨，独自坐在窗下，写了一首怀念他的五言律诗：地下能相见，生逢不可期。秋深云漠漠，风老雨丝丝。遗札当三复，淫威逞一时。劳人还草草，憔悴待春归。诗的意思是很明白的，但在当时，也还不敢轻易示人。直到今天看到黎澍同志的文章，才确知他于一九六九年十一月病死在北京的狱中，距一九七七年十月我去他家看望他的遗孤，翻阅劫余的他的藏书，已经八年了。
流金这首诗“不敢轻易示人”，显然与当年政治走向左右迷离息息相关，但还是抄示给同窗故交熊德基，他后来在《怀念老友熊德基同志》里回顾了老友的评论：
对我怀念吴晗的一首五律，以起句“地上能相看，生逢不可期”感情深厚，对“淫威逞一时”之句说得太直率，不宜公开。这首诗后来我完整的收录在《史话》后记中，想不到仅仅一年多，变化就这么大。
1979年10月《南北朝史话》出版，11月19日，周一良来函致贺，也提及共同的友人吴晗：“脱稿十五年才得出版，亦足以告慰吴晗同志于地下!”
熊德基在1986年4月7日致函流金，再提吴晗道：
我解放后，原如吴晗思想一样，打算“革命胜利后，即专心读书著书”。然迫于事势，却在办公交差掉了三十多年。
熊德基在鼎革之后始终谨言慎行，1957年初调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自此决计，不与任何党政界人士来往，也从未登门拜访过任何领导（连郭老是我的上司正所长，也未去拜访），也不与诸‘知名之士’过从（如吴晗、翦伯赞等等）”，“故‘文革’中，未受到过多的折磨”。而吴晗却未像曾打算的那样“专心读书著书”，而是人随势转，木秀于林，先是出任北京市副市长，而后又紧跟“反右”形势，成为名噪一时的左派知名之士，孰料却以《朱元璋传》与《海瑞罢官》而获罪，最终走完了从“我控诉”到“被控诉”的悲剧人生（参见拙文《吴晗式悲剧：从控诉到被控诉》，载拙著《敬畏历史》）。
1983年10月，时隔三十七年，流金重回昆明参会，在这座生活、学习与斗争过的西南名城，他写了几首绝句，其中一首说：
地下人间互不知，王孙久困竟何如？则良辰伯能相见，应忆深宵说项斯。
“王孙”借指王逊，则良即丁则良，他俩都罹丁酉之殇，丁则良当年就自沉于燕园未名湖，王逊1969年也死于“十年浩劫”；辰伯即吴晗，更成为“文革”祭坛的牺牲品。足见在流金心中，依然萦绕着对吴晗挥之不去的无尽怀念。正是出于这份浓浓的师友之情，因友人之请，流金慨然将珍藏的吴晗遗札供吴晗生平展使用。据赵洛《忆程应鏐兄长》（载其《京城偶记》），流金曾在1984年12月20日致信给他：“叫我催促首都历史博物馆归还曾借去吴晗致他的信。原先是因我的介绍，应镠兄才借给博物馆作吴晗生平展览用的。”但目前流金藏札中吴晗来函却仅此独份，借展的遗札或未归还，或虽交还却在某个环节上出了问题，而流金未能收到。现存的这通吴晗遗札，当时或未提供作展品，故幸存至今，成为他俩那段鲜为人知交谊的唯一证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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