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集·书信集》致傅斯年第二、五、七、八函，皆往来讨论购内阁档案事。最后商定由三万降到两万元。王国维去世，其藏书经陈寅恪联系卖给图书馆，得价一万，以补贴王静安夫人家用。静安藏书无异本，与之相较，陈寅恪亦言二万元不昂。又，傅斯年1930年10月致杨杏佛函谓“史语所月费万五千元”（《遗札》251页），则以两万元买一批档案确不为价昂。历经数次反复后，第九函终于谓已购定，但一大堆麻袋又无处安放。傅斯年又托陈寅恪“觅屋”。“不管闲事”的陈氏于是奔走觅屋，其于史语所事不可谓不上心，时间在1929年3月间。觅屋之事亦管，远在广州的史语所能在北平发展并延其声光，多赖此“北平办事处主任”。
清华方面，王、梁二导师逝世后，事故屡出，国学研究院风雨飘摇。《吴宓日记》记陈先生此刻之态度为“悲观而消极”（《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121页）。1929年下半年，清华国学研究院正式撤销。陈先生改就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与历史学系合聘教授。购买内阁档案事，虽客观上是陈帮了史语所，但也从内心上给了陈一些安慰。清华旧恩随着国学研究院的解散，自然淡薄了。
傅斯年、顾颉刚、杨振声等人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筹备办法》里拟定了一些工作计划，如沿粤汉路沿西江进行古物调查、广州回教及阿拉伯人遗址调查、民俗材料征集、《广东通志》重修、《经籍纂诂》扩充等等（《遗札》89页），从傅先生“历史学就是史料学”的角度看，这些计划自然都没有内阁档案几千麻袋来得激动人心。
陈寅恪认为，从这“七千袋”或“八千袋”里，可以析出清代的一些实录，“可推定为第一等重要材料”。还有就是“司法之口供中关于当时社会经济情状之记载”，也很有价值。并认为“此项实录非将其历次改涂增删之原状全部发表，无以见其伪造之实状及演变之历程”，“似不可不急发表”，“可供给与东洋史学界，而表现史语所成绩也”（《陈寅恪集·书信集》35页）。“表现史语所成绩”七字在傅先生最为重要。
与此同时，陈寅恪又与于道泉一道调查满文老档，进行《蒙古源流》的系列研究。人事方面，帮助傅斯年挽留钢和泰，推荐陈垣任敦煌组组长，展开敦煌学的系统积累与研究。这一切，非常符合傅斯年回国之初要和世界汉学“接轨”，与法国汉学争高低的初衷，符合史语所与老师宿儒乾嘉学派走不同一条路的蓝图设计，现代感十足。
我们以往读陈寅恪先生的《书信集》，感觉陈对傅依赖特甚，现在钩稽排比，看到在史语所建立之初，傅斯年对陈寅恪的依赖，才是硬币的另外一面；甚至是排顾（颉刚）排杨（振声）底气十足的原因。陈、傅二先生的来往信函，为我们提供了用材料还原真实的可能。
1928年和1929年，对傅斯年来说，是最重要的两个年份。正如他在写给胡适的信里所说，建立史语所是他最重要的“理想之奋斗”。最初他想依靠的对象是他的老师胡适。从傅斯年遗留下来的这些书信看，胡适的支持是精神方面的，最实际的支撑，最初来自陈寅恪，然后来自小屯村。
《陈寅恪集·书信集》致傅斯年第五函（1929年）空白处附加一句：“弟接到哈佛聘书，嘱授华梵比较之学，弟以与中央研究院有著书之约辞之矣。闻胡适之先生亦被邀，闻亦不去，不知确否？”可以约略想到1929年顷，陈寅恪先生的治学状态，哈佛之聘都不为所动。傅斯年也处于兴奋状态，史语所终于在筹备委员三位走了两位之后，在学界立稳了脚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