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分
陈先生与清华的内心疏离及与史语所的逐步认同，发生在史语所远在广州之际，陈受傅遥领；当史语所迁京的时候，反倒是蜜月期结束的时刻。事情往往如此。
事情要从徐中舒身上说起。傅斯年最恨“拆台主义”，1930年夏秋之际，浙江大学拉徐中舒，聘书已发，而傅斯年又坚决不放，教育部来电命“马上放人”，傅先生不买账，由此大闹。徐中舒之尴尬可以想见。
蒋梦麟、刘大白联名发电给傅，命“速予放行，勿再留难”。傅斯年不能对蒋梦麟发火，转怒刘大白。1930年8月23日致刘大白函云：“现奉‘速予放行，勿再留难’之令，不胜感其不通之至！此电虽同列孟邻先生名，然就称谓及语气论，为大作无疑。论公则敝所并非贵部所辖，论个人则仆并非吾公之后辈。吾公不是反对文言文的吗？这样官场中的臭调文言，竟出之吾公之口，加之不佞之身，也是罪过！现请吾公收回成语，以维持《白屋文话》作者之文格词品，不胜荣幸之至！”（《遗札》248页）
此事当作两面论。一方面徐中舒书生抹不开面子，两面模棱。浙大与史语所如两军相遇勇者胜，傅斯年自然霸道，但也不能说他全错。另一方面，中国人官本位，当了“领导”如同黄袍加身鬼魂附体，无形中居高临下不可一世顺昌逆亡，除非遇到更高一级的官儿，傅斯年这种时候最是“五四”青年大反传统。“论公则敝所并非贵部所辖，论个人则仆并非吾公之后辈”，傅先生真是霸才，即使如项羽乱杀，也颇能得江东子弟之人心。
徐中舒之离去将影响到内阁档案之整理。8月15日陈寅恪致傅斯年（此札三联版只标“十五日”，无月份，我以为当在8月）云：“顷与中舒先生电话中略谈（因未见着），弟意此次档案整理至此地步，微徐公之力不能如是。若任其他去，不独人才可惜，而替人亦难觅。第一组主任弟仅挂虚名，诸事悉托其办理，故弟个人对之有特别感谢之必要。现在第一组之不甚平安，皆弟常不到院，百事放□，致有精神上之影响。忽思一法，弟下年仍然照旧担任第一组主任之虚名，仍作今年所作之事（其实无所事事），但不必领中央研究［院］之薪水，向清华要全薪。……且一年以来，为清华预备功课几全费去时间精力，故全薪由清华出，亦似公允。所以向清华卖力者，因上课不充分准备必当堂出丑，人之恒情只顾其近处，非厚于清华而薄于史语所也。”（《陈寅恪集·书信集》39页）所谓“第一组不甚平安”，显然指徐之离所，傅必遣第一组主任与周旋劝说，而处理此类事件，陈傅必风格迥异，不待言也。以前单看此信不能读出感觉，现在放到语境里去，即知其来龙去脉。这封信可以标志蜜月期之结束，虽然用词极委婉，主任照当，事照做，然“不领薪”，向清华领全薪。其意完全退回清华甚明，而逐步脱离史语所。信末在留白处又附：“此函不是拆台主义，乞勿误会。”傅先生是否“误会”，不得而知。
即使“误会”，亦不能发作。此时的傅斯年一定压力山大，但远远没到山穷水尽的时候，他有足够的信心留住陈、徐，继续开拓。而陈离去之思，已种下根苗，将来必破土而出。
到了1933年，陈致函傅斯年云：“孟真兄：前函奉到后，又晤彦老（按董作宾），弟意仍拟如前函所云办理。因弟一时既贪得清华休假之权利，势不能南行，又遥领干薪，此则宋人玉局、武夷祠禄之故事。虽有古人雅例，但决不可行之于今日，故期期以为不可也。”（《陈寅恪集·书信集》45页）所及“南行”一事，指邀请陈赴南京参加“中研院”评议会之事。“如前函所云”，指辞去史语所第一组主任之名，即虚名亦要辞去，脱离之决心更甚。“宋人玉局、武夷祠禄之故事”，指宋代在玉局观、武夷观设祠禄官，以大臣年老不能任事者兼之，不必赴任，遥领干薪，王安石曾以此安置反对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