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36年4月，傅斯年又反复来信敦请陈寅恪参加中央研究院评议会，为陈拒绝。这种会陈是去评议他人，而不是为人所评议，今人最喜参加此类资格评议会，因高高在上也。这也是“人之恒情”。人啊，不过也就是那么回事吧！不料陈先生违背这种“人之恒情”，屡请不动。4月8日，陈复信说“决计不南行”，理由是要备课。一个大佬聚会的机会，年年要人催，不过是评议别人而已。川资已经寄来，正是不由人辞，却偏偏再寄回去。陈函又说：“院中所寄来之川资贰佰元，容后交银行或邮局汇还。又弟史语所第一组主任名义，断不可再邀领，致内疚神明，请即于此次本所开会时代辞照准，改为通信研究员，不兼受何报酬。一俟遇有机会，再入所担任职务。因史语所既正式南迁，必无以北平侨人遥领主任之理，此点关系全部纲纪精神，否则弟亦不拘拘于此也。”（《陈寅恪集·书信集》48页）初读此函，真信其与“纲纪精神”相关，今日再读，知其不然。“一俟遇有机会，再入所担任职务”云云，则宣布真正脱离史语所。
总之，陈寅恪对待史语所之态度，一两年之后已与1928、1929年之态度迥异。1930年已提出“挂虚名”，1933年不愿参加评议会，1936年提出全部脱离。至于其中细节，仍然缺乏具体文献，但其原因当是由傅斯年办事之风格而引起。
史语所在日本侵略步步紧逼的形势下，于1936年决定迁往南京。傅斯年极其希望陈寅恪能随所南迁，那样的话，陈就是史语所的人，于清华为客宾。而陈先生的意思却要与清华共命运。我的理解，并不是清华对陈多好，而是在清华还自由些。傅斯年后来反腐败呈现出巨大的勇气和能量，但他身上又不免有专制的胚胎和雏形，早期认为“所有有汽车的人都该判死刑”，可见其性格。
有一点不易理解，这一阶段，陈寅恪与史语所逐渐脱离，先留第一组主任之名，后连名亦要去掉，但同时却向傅斯年荐人，致傅第二十四函荐戴家祥、赵万里，第二十五函荐张荫麟，第三十三函荐陈乐素。是要表示人虽脱离，感情关系还在？还是干脆觉得举荐人才是公事不是私事。陈先生不会那么单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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