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我添了位女上司，叫思蕾斯特，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城市规划硕士，戴维斯从波士顿市政府请来的。我发愁不知怎么处理这位比我还小一岁的女上司；秘书对男上司有习以为常的规矩，对女上司就没有。男人要女人替他打字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但要替另一个女人打字我恐怕会觉得委屈，难道她自己不会打？她会命我冲茶倒咖啡吗？现在两个男上司都从不要我做这些琐事。没想到有这位女上司是我就业生涯的一个转折点。思蕾斯特来自费城一个低收入的波兰裔家庭，性情开朗，不把我当下属，首日上班就约我吃午饭，打听哈佛的种种。我觉悟到我不教书的话，不必一定要做秘书，有能力也有权利和男人平起平坐。
然而我若不想继续当秘书，哈佛不是久留之处。当时哈佛女行政人员凤毛麟角，哈佛教职员俱乐部1968年方准女性从正门进入，不必从旁门进。美国劳工法把员工分为exempt（豁免）和non-exempt（非豁免），原意要保护劳工，普通员工一周工作超越四十小时雇主就须付加班费，主管则“豁免”于这法律规定。我见人事处招聘广告中有些自信可胜任的职位，便打电话去询问。却被告知我做秘书属“非豁免”，不许应征“豁免”的职位！哈佛女职员聪明能干的很多，不少比上司强；如今女权意识高涨，为了防止女职员有非分的奢望，竟建筑了这样一道墙!
在哈佛工作那段日子，我中午总找朗诺和他的同学一起吃午饭，很佩服他们像苦行僧般夜以继日地钻研中国古书。当时汉学家圈子很小，像加入了个宗派，有各种潜规则和大家津津乐道的小道消息。我最爱听小道消息，后来替洪业作传，可以说是这些小道新闻引起的。
相信二十多岁的人对朋友最热情了，朗诺好几位哈佛同学至今仍和我很熟络。思蕾斯特和嘉萝本来就相熟，我们三人成为知心朋友。嘉萝后来和一位建筑师结婚生了双胞胎，请朗诺与我做谊父谊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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