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一片大好时期成长的婴儿潮,大半不知什么叫“人生规划”,以为一生面临最大的问题,是选择哪一种生活方式。那时候男人做普通工人可轻易买到房子娶妻养子。家里办农场或做小生意的话,则须决定要不要继承祖业。若大学毕业,都可加入企业的培训班准备做主管;所以一般人在学校不注重成绩,得gentlemen B(绅士清高的乙分)就够了。女人嘛,随便读些如艺术、文学、音乐等陶冶性情的科目,希望做几年小职员后嫁个好丈夫;较有上进心的则打算当教师或护士,或修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将来从事公益事业。
朗诺和我决定结婚后谈愿望,两人同意最在意的是有空闲看书和思考,学术界的生活最适宜。他正申请研究院要继续读中国文学,我硕士快到手了,小时曾梦想做记者,但在美国只有两年,事事都感新鲜,却不知适合做什么工作,反正我会打字不愁饿肚子,够用就行。
1971年秋我们乘火车横穿美洲到加拿大东部,再换灰狗巴士南下到波士顿城,最后搭地铁到查理士河对岸的康桥;提着沉重的行李挣扎着进车厢,四望座位都满了,不免有点沮丧;但马上意识到车上气氛异样,有个黑小子捧着小鼓敲打,大家不由自主地跟着摇摆晃动,有些人从车厢一头舞到另一头,旁人便拍掌顿脚叫喊助兴,展现了这老城朝气勃勃的一面。
我们在麻省十六年,搬了许多次家。起初在临近学校的一所牙医诊所的地下室,厕所和别人共用。次年搬到北康桥两条街交叉处的一栋破旧公寓,深夜有个醉汉竟破墙把车驶入邻舍,我睡梦中惊醒听见警察问谁住隔壁,有人答道:“是个学生和他的越南妻子。”不久朗诺申请到学生宿舍,接着入住教员宿舍。1982年老爷车冷天常开不动,翻阅报纸找二手车,却发现当时房地产低迷,把储蓄买车不如购栋房子,便买了栋娃娃屋。1987年搬回西岸,还是开那部老爷车横穿美洲。
朗诺在哈佛开始读博士,碰巧新校长博克(Derek Bok)带了新班子走马上任,我应征当了新任财务副校长新聘的两位助手的秘书。我们的办公室不在爬满常青藤的校长楼,而在老校园外刚盖好的钢筋水泥高楼,我没见过校长,只见过他的秘书。他和夫人在家办鸡尾酒会请新班子,我也接到请帖,和朗诺一同去。大家互问:“您做什么工作?”有个英俊优雅的男人持着酒杯走过来,问我在哈佛做什么,我如实告知,接着反问他:“你呢?你做什么?”他装着没听见,顾左右而言他——他就是鸡尾酒会的主人!
博克校长年轻有为,马上要各院校厘清财务,拟定长远计划,目标是要各院校做到收支平衡,在特别情况下才从通用基金里发款津贴,叫“every tub on its own bottom”(每个桶坐落在各自的底板上),这政策至今有效。于是我有机会见到各院校呈上来的报告与计划,对哈佛这庞大的机构有个概括的认识。上司很忙,我却很轻松,他们稿件用手写,不必我速记,打了字按个钮就可复制底件存档,要修改的话剪贴就行。对我上司来说哈佛也是新地方,大家有事商量,一点都不摆架子。
我除打字外就是接电话,挡来客。记得商学院来了个小子,是院长助理之类的,也许本身刚从商学院毕业。我告诉他我上司正开会,请他等,他坐得很不耐烦,我便找话跟他谈:“你为哈佛服务吗?”(Do you work for Harvard?)他瞅了我一眼,一脸不屑地答道:“哈佛为我服务!”(Harvard works for me!)天下竟有如此傲慢却又唯恐被人看扁的人。
我的两个上司有一个叫戴维斯(David Davis),本来在波士顿市政府管预算,后来多年主掌麻省港务局。他非常高大,却有个娇小玲珑的女朋友,叫嘉萝,是麻省妇女委员会会长。有一天嘉萝来了,戴维斯告诉我他们两人将商讨一个问题,请我把所有的电话挡住。约两个小时后他送她到电梯告别,转身对我摇头赞叹:“她真棒!”我第一次听到一个男人称赞女人比他能干,两人顿时在我心目中都升了级。
不久我添了位女上司,叫思蕾斯特,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城市规划硕士,戴维斯从波士顿市政府请来的。我发愁不知怎么处理这位比我还小一岁的女上司;秘书对男上司有习以为常的规矩,对女上司就没有。男人要女人替他打字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但要替另一个女人打字我恐怕会觉得委屈,难道她自己不会打?她会命我冲茶倒咖啡吗?现在两个男上司都从不要我做这些琐事。没想到有这位女上司是我就业生涯的一个转折点。思蕾斯特来自费城一个低收入的波兰裔家庭,性情开朗,不把我当下属,首日上班就约我吃午饭,打听哈佛的种种。我觉悟到我不教书的话,不必一定要做秘书,有能力也有权利和男人平起平坐。
然而我若不想继续当秘书,哈佛不是久留之处。当时哈佛女行政人员凤毛麟角,哈佛教职员俱乐部1968年方准女性从正门进入,不必从旁门进。美国劳工法把员工分为exempt(豁免)和non-exempt(非豁免),原意要保护劳工,普通员工一周工作超越四十小时雇主就须付加班费,主管则“豁免”于这法律规定。我见人事处招聘广告中有些自信可胜任的职位,便打电话去询问。却被告知我做秘书属“非豁免”,不许应征“豁免”的职位!哈佛女职员聪明能干的很多,不少比上司强;如今女权意识高涨,为了防止女职员有非分的奢望,竟建筑了这样一道墙!
在哈佛工作那段日子,我中午总找朗诺和他的同学一起吃午饭,很佩服他们像苦行僧般夜以继日地钻研中国古书。当时汉学家圈子很小,像加入了个宗派,有各种潜规则和大家津津乐道的小道消息。我最爱听小道消息,后来替洪业作传,可以说是这些小道新闻引起的。
相信二十多岁的人对朋友最热情了,朗诺好几位哈佛同学至今仍和我很熟络。思蕾斯特和嘉萝本来就相熟,我们三人成为知心朋友。嘉萝后来和一位建筑师结婚生了双胞胎,请朗诺与我做谊父谊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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