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立德：有人说，因为新清史受过日本二战之前的学术研究的影响，所以搞新清史研究的学者都怀着和当时一部分日本学者一样的政治目的，为帝国主义服务，新清史是分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阴谋。当时很多日本学者的确怀着这样的政治目的，现在日本学者承认这一点，我们也承认。如果仔细去看那个年代日本学者的东西，他们用“异民族统治”这个说法，意思就是身为“异族”的蒙古人统治过中国，满洲人统治过中国，日本人一样也可以用类似的方式来统治中国。但是，如果因为新清史和日本战前学术研究有相通的地方，就说新清史学者在政治上都是可疑的，我觉得这就有些过分了。美国并没有像二战之前的日本那样，对亚洲大陆有过什么企图。现在，特朗普当选了总统，就更不会有这样的企图了，他甚至提出要放弃美国在亚洲的一切根据地——我们就像是来到了一个新世界，谁都说不清未来会有怎样的变化。不管是特朗普还是希拉里，不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我想不会有谁疯狂到想要制定侵略中国大陆的计划。如果有人拿这一点来批评我们的话，我想这是很不讲理的。
说到中国学术传统，我曾经在网上看到有人骂新清史说，欧立德只不过是“贩运日本人战前的旧货”。可是，你去看看二战之前中国学者的研究，谈到中国与内亚，他们对日本学者和德国学者也有很多借鉴或类似的看法。比如顾颉刚，又比如早期的傅斯年。陈寅恪就是这方面一个最好的例子。他讲唐朝的历史，就很看重“中国”这个概念的流动性，中国和中亚的互动的重要性，他还强调研究中国历史不光要利用汉文材料，还要利用其他语言的材料，才可以做出全面的研究。所以我喜欢提醒大家，新清史所处的学术脉络不仅是日本或者欧美的研究，其实也是中国的研究传统——这个传统现在也还存在，但是在清代研究当中比较少见，对更加早的朝代，比如魏晋南北朝、唐代、元代就比较明显。国内专家对汉文之外的材料就比较重视，如粟特文、于阗文、藏文等。对比较晚近的朝代，国内学者似乎认为汉文材料就够了，其他语言的材料都可以不用。新清史也不是说只用满文或蒙古文材料就行，我们从来没有这样想过，只是想提供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中国历史。好在，现在国内各个高校也有人开始重视学术方法论上的创新了。
在您看来，新清史对中国史研究最为突出的贡献在什么地方？
欧立德：其实我并不想夸大新清史的贡献。或许它的主要贡献在于给我们一些工具来思考我们共同关心的这样几个问题：假如把清朝当作是满洲人的政权，那么，清代的创建，清代的发展，以及清代和近代中国之间的关系应该加以哪种解释？可以说，新清史给了我们另一个镜头看这个问题，通过这个镜头，我们会发现，清代的整个过程并不完全像——或者在某些方面完全不像——二十世纪初期萧一山等学者定下来的的叙事。他们的叙事当然有其价值，但却属于那个新民族主义时代，站在二十一世纪的我们，回看历史上的中国与近代中国、当代中国之间的关系与作用，这样一种旧的叙事是不是就已经过时了，不够充分，这个问题是不是值得我们再一次地去重新思考呢？我看了国内的反应， 我感到,还是有一些人，尤其是年轻人，觉得光是旧的叙叙事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更多的叙事。刚好有新清史的这种“新镜头”。如果这是一种贡献的话，我想这可能就是我和其他一些搞新清史的学者，包括不承认自己在做新清史研究，却采用了和我们类似方法的学者的贡献。对此，国内学术界或者是怀疑，或者是重视，褒扬也好，贬低也好，正面的评价也好，负面的批评也好，都可以讨论。但是，我发现，有一些人一定要执著于新清史的视野是否“正确”，认为这是所谓“历史虚无主义”的一种表现。在我看来，这未免太政治化了。历史有正不正确的标准，对我来说是一种不学术的姿态。争论和争议总会存在，这是做学问的一个最基本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