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亚、内亚性等概念在当下的中国史研究中非常热门。有趣的是，这些概念的走红，也伴随着新清史研究在中国国内的知名度不断提升。在您看来，这是否可以算作新清史研究对中国历史研究的一种拓宽？
欧立德：对这些研究我都很支持。清代历史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空前的，不是之前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清朝出现的一些现象，比如冲突和融合，之前也都发生过。清人自己也清楚，他们面对的挑战，以前的朝代也都遇到过，元代也好，辽代也好，金代也好，甚至明代，都在清人的考虑范畴之内，他们很多时候都会提到朱元璋的一些政策，作为自己的借鉴。既然当时的人拥有这样的认识，难道我们在做历史研究的时候，不应该利用各种文献材料，尽量去还原当时的历史情境吗？就拿元代研究来说，留下的书面文字材料很少，尤其是蒙古文的，基本上除了《蒙古秘史》之外，只剩下了一些碑文。《元典章》是一个好例子，十年前在韩国也发现了新的一种，现在还有一些官书被发现。更早的鲜卑人更是几乎什么都没有留下来。而清代不一样，留下了大量的满文文献，其中以档案居多，但不止是档案。这就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能够看到，非汉族统治者处在什么样的情境之下来进行统治。当然，我不是说，因为这些文献是用蒙古文或者满文来写的，所以就说出了这些非汉族统治者的心里话，而汉语文献就不是心里话了。对这些非汉语文献同样要进行很谨慎的校对处理。我之前打过一个比方，就好像听广播，你调了一下频率，传来另外一种语言的消息，你可以不去听，可是，你不感兴趣吗？不想知道这里面说了些什么吗？这也涉及唐朝和魏晋南北朝，我读的北魏历史不多，但有些学者在做中原统治集团的问题，和清代统治集团的问题。这也是一种有用的比较。
此前《上海书评》刊发了一篇李勤璞先生对《乾隆帝》的批判性书评《欧立德的满文水平有多高？》，不知您看过此文吗，对此有何回应呢？
欧立德：我当然看了。这篇书评的作者是不是看了英文原文，或者只看了中文译本，我并不清楚。这篇书评主要在批评中译本的一些翻译问题，我想这是难免的，任何翻译都会有一些问题。如果这些问题是致命性的，那当然很严重，但如果是把“钮祜禄氏”写成“钮钴禄氏”这样的问题，我觉得这就叫吹毛求疵了吧，这样的问题影响到《乾隆帝》的主要意思了吗？我想没有吧。作为书的作者，我当然有自己的立场和偏见，但如果一篇书评仅仅是在说，这儿有一个错字，那儿有一个错字，任何一本书要找的话，都会找到错字的。这篇书评里面还对我的满文译文提出了批评，我觉得，一种译文翻译成什么样，这里面还有很多讨论的余地，不是说只能翻译成书评作者认为的那样，不能翻译成别的样子。
甘德星教授说，他“将《乾隆帝》一书的英文原著拿来与李勤璞对欧立德的批评作一比对，发现其中的问题，除了一小部分是与译者有关外，李勤璞的指摘大部分是对的”。不知道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欧立德：甘德星教授也是哈佛的毕业生，他在哈佛学的满文，我知道他的语言能力很强，我完全愿意回复他的批评意见。但是，我个人觉得，不少中国学者对新清史的批评，总是说这里写错了字，那里有个小问题，好像意思是说：这些老外的语言能力真是不行，看起来好像在搞中国研究，其实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们可以不理他们。外国学者读的中文文献的确往往比中国学者要少，如果你在阅读的过程当中，的确觉得没有价值，这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在阅读新清史著作的过程当中，就是为了找错误，想要挑毛病，这样的学者也是有的。当然，我知道，不是每一个学者都是这样，还是有许多学者能够公正地看待新清史研究的，他们也承认，虽然新清史存在一些问题，但是总体来看，还是有值得参考的意见和结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