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共分三卷。第一卷讨论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理论体系；第二卷讨论的是十九世纪末期的马克思主义，截至列宁主义的兴起和俄国革命；第三卷则是讨论一战之后直到197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诸流派。笔者以为，在这三卷中，学术意义和价值最高的是第一卷。在第一卷中，科拉科夫斯基探讨了马克思思想的演变、青年黑格尔派的状况、辩证法的起源、马克思之前社会主义运动的状况等等。由于本书写作的时候，“异化”这个概念在席卷欧美的学生运动中十分热门，科拉科夫斯基也专门讨论了这个概念。在本卷的末尾，科拉科夫斯基总结了他认为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母题”：（哲学意义上的）浪漫主义；普罗米修斯式的解放性人文主义（当然，是集体性的）；启蒙主义的理性主义。但是在笔者看来，科拉科夫斯基在讨论这三个“母题”的时候没有充分讨论这三个“母题”之间的相互关系。例如，科拉科夫斯基自己也承认，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是相互冲突的，他还承认，马克思并没有接受全部浪漫主义思潮。那么，马克思主义中的浪漫主义这个“母题”的影响究竟大到什么程度？这个“母题”和另两个“母题”是如何协调起来的？科拉科夫斯基并没有给出很好的阐释。
在第二卷里，科拉科夫斯基探讨了十九世纪后期马克思主义在欧洲各国的状况，一直到十月革命为止，重点关注德国和苏俄这两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的重镇。他首先讨论了德国马克思主义的三股主要力量：考茨基的“正统派”、卢森堡的革命左翼和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但是在笔者看来，科拉科夫斯基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仍然很不完整。他讨论的主要标准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学术或哲学，而是政治——在这个意义上，笔者以为本书的第一卷和第二、三卷之间是“断裂”的。虽然他也指出了考茨基的“理论正统派”在政治上不一定是正统，但是科拉科夫斯基却没有讨论考茨基和伯恩施坦的这种路数在政治上导致的后果。例如，大家都知道，一战之前，第二国际分别于1907年和1912年在斯图加特和巴塞尔通过了两个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决议。很明显，考茨基和伯恩施坦都没有遵守、执行这两个决议。一战之后，虽然德国社会民主党以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的生命乃至整个德国革命为代价和德国资产阶级达成了妥协，压制了德国（和当时的俄国一样）风起云涌的工人委员会运动，参加了立宪会议和魏玛的政治活动，但是，德国资产阶级乃至保守派并没有因此放过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魏玛共和国成立后不久，马上就是卡普政变以及希特勒的啤酒馆政变，熬过了几次危机和超级通货膨胀之后，好不容易暂且稳定下来的魏玛共和国中，资产阶级和保守派仍然磨刀霍霍。例如德国保守派的德国国家人民党（DNVP）就一直以推翻魏玛共和国为目标，并最终找到了希特勒这个盟友；德国的右翼知识分子也发动了所谓“保守主义革命”，德国资产阶级对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也是采用各种手段进行对抗（关于这段时间的历史，见Hermann Beck， The Fateful Alliance； Jeffrey Herf， Reactionary Modernism； Benjamin Lapp， Revolution from the Right）。最后，在世界经济危机中，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派组成的“魏玛联盟”在大批成员（多为自由主义者）转向纳粹的过程中分崩离析，魏玛共和国也在我们都知道的希特勒上台中进入了历史。
不仅德国如此，奥地利也经历了大致相同的过程：“黑色维也纳”在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睡梦中不断发展，并最终消灭了“红色维也纳”。二战后社会民主党的状况并未发生重大改变。在科拉科夫斯基写作本书的时候，战后的福利国家也遇到了重大危机，新自由主义已经在智利进入政治实践。科拉科夫斯基在讨论苏联模式以及更广泛的马克思主义流派的时候特别突出了政治问题和政治标准，但是在讨论社会民主党的时候则完全回避了上述问题，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双重标准。接下来，在讨论了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之后，科拉科夫斯基用了本卷三分之一的篇幅，亦即六个专门章节讨论俄国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虽然科拉科夫斯基花费了大量篇幅讨论普列汉诺夫、波格丹诺夫和列宁的哲学思想，但是他的重点还是政治，亦即以俄国十月革命为巅峰的整个俄国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在讨论十月革命的时候，科拉科夫斯基也和很多西方学者一样，忽略了这个时期俄国工人的自发运动，特别是自发占领工厂等运动。总的来说，科拉科夫斯基似乎还是更擅长理论探讨，而不是政治评论。 在本书第三卷中，科拉科夫斯基则讨论了十月革命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诸流派。在笔者看来，就事实而言，科拉科夫斯基对斯大林之后的苏联东欧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的描述是大体准确的。但是，科拉科夫斯基在评价苏联的时候过于机械了，过于“决定论”了。这也影响到了科拉科夫斯基对托洛茨基的评价。不过，本卷的重点则是一般所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亦即卢卡奇等人的观点。笔者以为，科拉科夫斯基在讨论卢卡奇的时候，遗漏了他的晚年著作《民主化的过程》。这样一来，科拉科夫斯基对卢卡奇观点的结论，亦即“绝对的教条主义”，恐怕要做相当程度的修改。而且，科拉科夫斯基对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评价在笔者看来都有斯大林模式的浓厚阴影，亦即他总是想方设法地从中找到斯大林模式的蛛丝马迹，这无疑也影响了科拉科夫斯基所做评价的价值和意义。事实上，虽然科拉科夫斯基对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批评得很激烈，但是他自己对十月革命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奉行的正是他对阿多诺哲学的分析结论：总体否定，而且正因为其总体性，没有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