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阶段他在普林斯顿芭蕾社团任董事会成员，需要参加募捐等社交活动，他最怕这样抛头露面的事，但又酷爱芭蕾，不得不效劳。结果，每当碰到这类事，他就硬把我拉出来做他的舞伴。他父亲或家人来探访他时，我也被邀为女伴作陪，就这样我成了他的护身符，亲友眼中，我是高友工“一辈子的女朋友”。
七十年代后期，友工住在普大，我常去那里做客，当然是有事请教。在普大做客，一次可以探望几位尊敬的长者，牟复礼、效兰夫妇，陈大端、荣琪夫妇，两家女主人都精于中国传统厨艺，端上桌的每个菜色香味俱全，有时还根据古典文学书籍中涉及的菜色依样画葫芦，进食时天南地北好不快活。高友工精于面食，高桩馒头和花卷是他的拿手好戏。此外，还有教日本文学的John Nathan、Mayumi夫妇，他们住在大学小镇附近的大农舍中，养马种大麻，John每天骑马去学校上课，成了大学一道奇特的风景线，John拍电影搞翻译，Mayumi更是出色的画家，高友工和李欧梵很喜欢去这对有个性、酷爱艺术的夫妇家中寻开心，我也和Nathan夫妇成了情投意合的朋友。
1994年12月John到斯德哥尔摩参加诺贝尔颁奖典礼，因为他英译了得奖者大江健三郎的著作。他和新夫人来我家做客，一晚上都在谈Eugene这位另类学者，John很早就脱离了自觉没有归属感的学术界，天马行空，做自己想做的事，他说：“Eugene是个绝顶聪明的天才，可惜普大没有充分利用他特殊的品味、周密的思维和渊博的知识做很多有趣的课题。”我常跟友工说：“在你面前我自承是个文盲，舞者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但他总是笑呵呵说：“我就喜欢简单，简单最难！”
记得1981年春天时，友工兴致勃勃地约我去大都会博物馆，在即将落成的仿苏州园林明轩厅，听张充和女士演唱明朝时代曲《金瓶梅》。普大开了校车载师生前往，夏志清、王洞夫妇也来观赏，我则和友工结伴同行，现场观众个个翘首以待。张充和女士以《懒画眉》作开场曲，在这样亭槛台榭布置极为雅致的环境下，聆听张充和女士有板有眼地唱曲，岂不叫人忘了自己究竟身处何方！
作曲家周文中教授任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和作曲博士班主任多年，又创立美中艺术交流中心，知道我在北京委约过谭盾作曲并欣赏他的才华，和谭盾在中国见面后同意他来哥大修博士，但经济担保人要我设法。我搞赔钱的舞团多年，没有经济基础作保，丈夫Birger是瑞典人也无资格作保，于是向高友工开口求助，一开始他不同意，绝对不当保人的原则不能打破，我当然尊重。不料过了一阵他主动问我：“谭盾的事怎么样了？”在我叹气摇头后，他一口应允作担保，但再三声明：“只此一回，下不为例。”1986年谭盾顺利来美就读，后来，友工还让我把他收藏的许多音乐带子送给谭盾。
高友工非常孝顺母亲，逢年过节有假期时，都要去纽约上州Syracuse探望和大姐高筠若一起居住的母亲。1983年，母亲去世，友工顿时失去了平日爽朗的欢笑声，变得沉默寡言起来，母亲喜欢养花，他也开始在屋里养起兰花。当年我家在纽约西四十六街原钢琴工厂改建的公寓中，有小院的公寓颇宽敞，天花板特别高，友工常来纽约看戏，也常来我家落脚。我丈夫Birger和Eugene气味相投，两个男人居然背着我商量好，友工要入住我家多下来的那间房，房中可以建夹层。Birger开玩笑说：“你的中国丈夫要搬来住啦！”那段时期友工初丧母，没有心情下馆子、看戏，心境寂寥，我也感到对友工这是个最理想的安排。我们夫妇不在纽约的时间居多，所以他可以有很多私人空间，他蛮自在地在那里住了近六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