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施特劳斯（Richard Georg Strauss）是高友工最欣赏的歌剧作曲家之一，他认为我在有这么多的舞台经验后，该执导《没有影子的女人》（Die Frau ohne Schatten），此剧无论剧情或音乐，都像迷宫般复杂，创作式的神话故事隐含深奥的哲理，心理层面和象征主义交融，剧中人都有奇特而不同的文化背景，冥界的幽灵声和未出生的婴孩声，更是绕梁三日，美得无以复加，可以在创作上发挥无穷想象力。承蒙他对我的信心和督促，我买了录音听，也买了戏票和不同版本的录像看，实在叹服此剧艺术上的震撼力。制作如此庞大的歌剧而又不是适合大众口味的畅销剧，所以一直没有找到可能性。为此他惋惜不已。
挚诚的友爱和情谊是人世间求之不得，少之又少的异数，我很庆幸在人生漫长又坎坷的岁月中找到了贴心朋友——友工。
在台湾的老友郑清茂教授从我处得知友工去世消息，即时给我信——
小青：
谢谢你告诉我友工的消息。我们一直常在念着他，但也知道只能想念，有什么事，我们根本帮不了忙。他是我台大的学长，我入学时他已经毕业了，并不认识；在Princeton是我的老师辈，但并无实际师生关系。他也不嫌弃我这个学弟，经常关心我的生活。我刚到Princeton那年的（1962）十月就下了一场大雪，他马上把他哈佛时代穿的羽绒衣（down jacket）送给我。它变成了我在美国穿的最长最久的衣物，直到1989年离开美国时，因为台湾不需要那么厚的夹克，才处理掉。令人怀念。
他在哈佛的同室学友，又在学术上联手发表著作的梅祖麟教授也给了我封真情毕露的手信——
友工在我最倒霉的时候，悉心照顾我。后来又悉心照顾陈幼石。这样的朋友哪里去找。还有，友工是我的儿子Eugene Mei的godfather（义父），Eugene是友工的英文名字，过节过生日总是有礼物。这又是我自己办不到的。我们在家里总是管友工叫big Eugene。
读书会友李耀宗说：“高先生是我最敬佩的学者，能和他结识是我的福气，他的风采和见识将永存我心中。”他回忆道：“我跟友工最后一次见面时，大概因为我是学西方中世纪的，他送我两本剑桥文学导读（Cambridge Companion）系列的书，一本是1986年版的古英语文学，另一本是2008年版的中世纪法国文学。可见他对西方文学猎涉之深广与对其研究最新发展的持续关注，在汉学家中，几乎绝无仅有。”
这就是友工，一个懂得关爱的朋友！
记得七十年代中期，高友工从普大休假一年住在巴黎，我去巴黎，他怕我人生地不熟，自己忙时就安排其他人给我做向导。之后，他知道我要去威尼斯，认为年轻单身女性去意大利太危险，马上安排了他的学生当时在威尼斯大学教中文的Raffaello Orlando给我当导游，使我在威尼斯玩得安全、尽兴。
这也表现在友工处理生活细节上，严重的糖尿病使他身体每况愈下，他不想让亲友操心，尽量不提病情，也总是婉拒亲友造访；几年前搬家时，尽可能地将多余用品赠予他人，之后不断地做减法，精简到中国传统舞台一桌二椅的程度。我猜，他大概不想麻烦别人处理他的身后事罢。“要除去身外之物！”是他在最后阶段常跟我讲的。身后去处他也早有安排，火化后长眠在纽约上州Syracuse橡木墓园（Oakwood Cemeteries）母亲身旁。这是当年友工在给母亲扫墓时，亲口跟姐姐立下的遗愿。
2016年11月16日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室教务处发出通告：
办公室极感遗憾地宣布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高友工教授于2016年10月29日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