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首都博物馆也藏有一卷王铎草书唐人诗卷，该卷未署作年，依其书风应该也是王铎仕清之后的作品。纸本，该卷规模也很大，纵34.5cm，横654cm，共书唐诗九首，其中五首为杜诗。观其气势，王铎仿佛手握天纵之笔，随意挥洒，写得非常自如。完了，他仅用几个字作题识，依然开涮怀素：“有客曰此怀素家法也，则勿许观。”听听这语气，不顾及观者情面也不顾及儒家“礼数”，那其实是对视其书法出自怀素一路的人下了逐客令，如果这样，他不允许人家再看他的书法作品。
还有一个手卷中王铎也宣泄了同样的情绪，鲜为人知，这个手卷在美国，也是草书，纸本，纵29.8cm，横418.5cm，书杜甫近体诗六首。此卷作于“丁亥三月”即顺治四年三月。王铎一定也很得意此卷的书写，于是又开涮，拿怀素说事，这一次他说得更明白：“我学献之、伯英（张芝）、诚悬（柳公权），恐人误以为怀素恶道，则受其谣琢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