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笔合流既是书法史的最终结果，也是一个客观发生的过程，当然，在此过程之中，笔毕竟是书写的主导。即使在笔的真迹罕见的殷周时期，书法史主要关心的也是金石之后隐藏着的笔。金文与甲骨文，只是书风的差异，而非字体的不同。是载体及用途的不同造成了同一文字不同的风格表现。其中用途所带来的内容以及布局形式的差别对书法风格的影响是次要的，而由载体导致的工具及工艺过程几乎决定了书法的风格。两种工艺相去甚远，但都设法将结果尽量地向毛笔靠近，这种努力显而易见。尤其是第五期的一些甲骨文作品，明显追摹毛笔的效果，而金文也在努力地靠近毛笔真迹，遂在不同的载体之上，不同的工艺过程之中产生了如出一辙的字迹效果。如第五期甲骨文中那个著名的《宰丰骨匕》，书风酷似殷代金文。其内容记录“王赐宰丰”之事，也与当时赏赐纪念类金文若合符节。帝乙、帝辛时期（第五期）的鹿头刻辞（合36534）和同期的另一块刻辞（合37398）虽属于刀刻之迹，但真实地传达出当时墨迹的影子。
宰丰骨匕
从甲骨文算起，书法的历史已经逾三千年。就实物遗存而言，大约唐以前铸刻书迹的数量超过了毛笔真迹的数量，宋以后则毛笔之迹占据主流。一定时期之内铸刻的字迹数量占优是历史湮灭了更多笔书真迹的结果，而并非事实。“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代的这些典册真迹没能保存下来。同样，魏晋南北朝因罹乱而丧失名家真迹的事情也不绝于文献。周秦汉唐的情况想必也是如此。纵观历史，不管哪个时期，笔迹一直以约定俗成的方式肯定着刀的趣味，最后合为一条巨大的洪流。自宋代开始文人主盟书坛，书法中刀的趣味被大量地放弃。没有了质朴的刀的气质，灵秀的笔意也孤掌难鸣，单独支撑不了许多年，只能渐渐僵化，终于在明代走向衰竭。晚明至清代，刀味再次出现在一些锐意求变的书法家的笔下，渐渐成为风气。清人变本加厉强调刀的痕迹，虽然他们对金石气的回归就作品而言并未达到理想的高度，但重新拾起碑意是用心良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