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敦：实际上乔伊斯就是一个赵树理，他和帮助他的那些人都不一样
我觉得这些怪人是各取所需，要把他们分开，先要把乔伊斯和出版商们分开，再把出版商和文学运动分开。
首先，我要表达一个观点，乔伊斯是非常接地气的，我认为他相当于赵树理，虽然他有些地方非常深奥，但这本书局部深奥。当你一路走，任何一个地方读下去，觉得都很舒服。赵树理叫山药蛋派作家，他来自山西。乔伊斯离不开爱尔兰都柏林，就是说爱尔兰的苦难，都柏林作为这样一个殖民地，可以说是被英国欺负了几百年的殖民地的这样一个怪现状，它的各种各样的情况，以及天主教会对他们心里造成的巨大压力，所有的这样的一些情节，只有乔伊斯能写得出来，所以他是独特的，他和那些捧他人不是一回事儿，他们是出于不同的利益。也有人很烦他，《最危险的书》里面提到，乔伊斯的同胞、比他稍微大一点的萧伯纳就很烦这本书。萧伯纳说这本书写得很好，但是这本书读起来太受罪，他觉得这种苦难感和罪恶感，和这种爱尔兰让人不快的所有东西，全在这里面，五味杂陈。所以，萧伯纳说作为一种惩罚，应该把这本书强制性地让爱尔兰所有的男青年都来读一遍。
然后，说到《小评论》（little review）的两位女编辑，我看了《最危险的书》以后，才比较了解，她们是女权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女同性恋。她们写不出《尤利西斯》，但是作为社会激进分子，她们从这本书里面，看到了它的一种颠覆性的力量，它对于政府，对于欧洲的大英帝国、天主教会的这种颠覆力量，可能让女权主义者、女同性恋以及无政府主义者，看了以后就觉得，这个好，总之就是要解构。而且在一九零几年到一九三几年之间又经历了一战，这个事情太可怕了，因为一战历史上从来没有的——像马恩河战役，索姆河战役，成千上万的人就消失了。很多很多的这种问题，使得当时的人就是反传统，最后组成了联盟一样的组织。乔伊斯本人可能根本没有想到要革命，他就是一个赵树理，他就是在写爱尔兰，但实际上他却写出了一种现代的情怀。
另外，牵扯到一层商业利益，莎士比亚书店还有美国的兰登书屋，他们是在做现代文化的生意，看到这样一个话语和这样一个思潮的力量，会变成一种商业价值，然后这帮人在加入。 所以我觉得，实际上，乔伊斯就是一个赵树理，然后有一群激进分子认为很对路，再往后有一帮人发现了商业利益，所以就组成了一种相互之间都没有关系的合力。
《最危险的书》
《最危险的书》里“莎士比亚书店”这一章有这么一段，这里面不谈文学的神秘性，谈的是钱，谈的是文化机制，谈的是政治经济。 “西尔维亚·比奇，这个人是莎士比亚书店的老板，创立者。西尔维亚·比奇时机把握得很好，一战催生了一批跨国主义者，从没想过会背井离乡的青年男女们，突然间发现他们在为同盟国或敌国效力。所以无不幻想着大陆式的生活。”“美国和英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法郎的急速贬值，使巴黎成为一个理想的国际大都市，1915至1920年，法郎相对于美元来说，贬值了近三分之二。巴黎低廉的物价，使它散发出势不可挡的魅力。”
美国人过去也很土，叫孤立主义，而且美国相当于一个大农村，除了纽约以外的很多年轻人，没有什么国际视野。但是自从一战爆发以后，他们出国效力，以及外出游历，可以有一个美国本土以外的生活。我读了这些后，就觉得很靠谱，这是文学的外部分析，就是说文学的发展需要一个条件，那么以英语为母语的这样一批新的一代作家，包括亨利·米勒，他必须要具备这样一种他所能够觉得舒服的土壤之后，才能冒出来。
戴潍娜
戴潍娜：《尤利西斯》是被一群女人喂养长大的，我们时代也应该有奇迹发生
二十世纪初乔伊斯带来的这场革命的胜利，不仅仅是美学上的胜利，更是一场思维和方法论的革命，是现代主义的革命之路。这场自由的胜利，跟二十世纪兴起的量子物理，跟流行的微观史学之间都有非常微妙的联系，或者说都有非常微妙的量子纠缠。
伍尔夫曾经对乔伊斯有过一个评价让我印象很深，她说他是一个“揭示内心深处火焰闪动的作家，火焰携带着大量信息，在头脑中稍纵即逝。”《尤利西斯》它描绘的是都柏林一天24 小时内发生的事，乔伊斯试图把24 小时里的每一秒，都赋予史诗般的重视和意义。这种不放过任何一缕光的写法儿非常可怕。《最危险的书》里提到说他写了三年，刚刚写到了那一天早上的八点钟。而故事一直要到午夜才完结。我读到这个细节，当时就有崩溃的感觉。这恐怕是一个作家可能给自己创造的最恐怖的绝境吧。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这本《尤利西斯》是由“一位女性启发了他的灵感，一位女性对他资助，两位女性做了他的编辑，帮他长篇连载，再有一位女性给他做出版人”。总的来说，就是被一群女人喂养长大的。大家看到在历史上最激进的那些革命里面，女性都扮演了最重要的环节。匈牙利的一个作家哈拉兹蒂总结的很好，“革命者不一定是艺术家，但是真正的艺术家一定是革命者”。
我也特别喜欢乔伊斯和叶芝的那个桥段。1902年，乔伊斯第一次见到了叶芝，那会儿叶芝已经是爱尔兰文学掌门人，而乔伊斯是个还没出道的年轻人，俩人见面后，叶芝让他朗诵一首诗。乔伊斯特傲气地说，我可以给你读，但并不是因为你叫我读我才读的，你的意见跟路上的任何一个行人给我的意见没有区别。然后他朗诵了自己的作品。叶芝听完当下觉得这个年轻人骨骼轻奇，才分如云。开始忍不住跟他分享自己的创作计划，告诉他自己正在从原来的以诗歌为主的美学创作，转向了爱尔兰的民间传说的实验。乔伊斯回复他说，“这说明你退步的很快嘛”，说完转身就走。这还没完，他又回来问叶芝说，我今年二十岁，你今年几岁了？叶芝说我今年三十六岁。其实叶芝谎报了年龄，少报了一岁，他当年其实三十七了。然后乔伊斯怼了他一句特别狠的，“我们俩认识的太晚了，你太老了，我已经没有办法影响你了。”这本书里充满了这类特迷人的细节，有太多二十世纪初那些既是革命者，又是天才又是怪人，浑身满满的荷尔蒙能量的这样一群人。
这个世界上所有可能的事情，都已经被人做过了。剩下的不可能的事情，就是奇迹。只有不可能的事，才能够从梦想变成现实，从凡人变成超人。历史上那些真正巨大的转折，往往都是不可能的事，或者说某种失控。而一手实现它们的，往往不是圣人不是贤人，也不是最聪明最漂亮的人，而很可能是莫名其妙的人。我想我们这个时代也应该有奇迹发生。
阿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