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大概是世界上工作效率最高、工作节奏最快的人种。在这块地域狭小、资源有限的国土上，竟会迸发出如此巨大的经济活力，不能不归功于日本人的快节奏与高效率。当然，在节奏与效率背后有着一整套独特的社会机制，它的核心是日本人的集体主义。
这个连出国旅游都喜欢打着旗、排着队的民族，似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对于个性的厌恶，只有在集团内部他们才能感受生命的真实，一旦失掉了上下左右的制掣，他们非但不会感到自由，反而会失掉安全感而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
正因为如此，日本人成功地将人与人的摩擦减少到最低限度，以纪律维护了效率；而在物质生活丰盛的今天，他们尽管担心着明天的日本会走下坡路，却依然心安理得地在中流意识的支配下度日。
中流意识是日本人普遍具有的乐天知命、满足现状的思维方式，几乎每个日本人都为自己排定一个“中流”的位置，这使他感到安全、自得，从而有效地免除了其他发达国家经常出现的人的焦躁感。是的，日本人只有紧张、劳累，而没有焦虑，这就是为什么日本现代文学没能造就出卡夫卡、加缪与贝克特，而又无须在后现代文学中“补上这一课”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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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中流意识的、以白领阶层为主体的读者群，塑造着当今日本后现代文化中的大众文学，这种文学并非是以高雅自居的精神贵族眼中的无聊之物，它与纯文学的界限正在日益模糊。
大学教授与小职员同读一本书并不是稀罕事，而且这种阅读活动几乎同是在地铁或电车里进行；大江健三郎这样的纯文学作家的作品销量锐减，而一大批创作娱乐性作品的作家都有着很好的销路。日本有两类文学奖，一类是纯文学奖如芥川奖，另一类为大众文学奖如直木奖，近年来屡屡有作家兼得这两类文学奖，从而使大众文学与纯文学显示了合流的趋势。
不过，这种合流的趋势仅仅标志着大众文学具有相当的质量，却并不意味着真正的合二而一。至少，在文学观念上这两者是不同的。就纯文学而言，它的追求目标是美学性的，它必须能在审美的意义上感动读者，使读者在完成情感移入的过程中与作品发生共鸣；而就大众文学而言，它的追求目标则是娱乐性与知识性的，读者不必对作品主人公的不幸掬洒同情之泪，也可以对主人公的欢乐无动于衷，而这并不意味着作品的失败。
事实上，作品根本不把描写人物命运与剖析人性的深度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它孜孜以求的是满足人们的好奇心，最大限度地娱乐读者。不言而喻，为我们所熟知的松本清张、森村诚一、西村京太郎、赤川次郎等推理小说作家最突出地代表了大众文学的这一意向。
东野圭吾
日本的推理小说以其精细缜密取胜，故事性强而且很讲究精确性。比如，同是描写与列车有关的谋杀案，西方的同类小说往往会把推理的线索放在车中人物及其关系上，而日本的作品却喜欢把列车时刻表作为线索，用时刻表的时间差来推算出凶手可能作案的时间，从而排除那些不可能作案的人并抓住真正的元凶。
日本几乎没有长途火车，可是这种“铁路推理小说”(甚至就有以此为名的推理小说集)却相当发达，铁路不仅是背景，而且是有助于解开疑团的工具，这实在体现了日本人精细的特征。除火车外，温泉、别墅也常被用来作为推理小说的背景，大概是因为这些远离日常生活的场景更容易吊起那些每天忙碌于工作而无暇他顾的白领们的胃口吧。
推理小说往往被改为电视剧，打开电视节目表，满眼的“××山庄连续杀人事件”“男女之间的一段悬案”，令人目不暇接。推理小说固然最能满足人们的好奇心，但它只是一个方面，科幻小说也一直是大众文学作家努力经营的领域。星新一除写作推理小说外，还是一个科幻小说作家，他最初登上文坛，就是以科幻小说一举成名的。
东野圭吾《白夜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