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筒井康隆、小松左京等一批作家也都十分活跃，他们为读者勾画出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不过，也许是日本人善于推敲细枝末节而很少突发奇想的思维定式所致，科幻小说比推理小说要逊色得多，电视台宁可播放美国的科幻故事片也不肯费神去改编本土的科幻小说。
的确，与美国同行相比，同样生活在拥有先进科技手段的发达国家的日本科幻作家显然缺少气魄，缺少那种纵横驰骋的想象力。不过不管怎么说，推理与科幻构成了大众文学中常胜不衰的两大主题，它们始终拥有着稳定的读者群。
满足好奇心，这仅仅是大众文学的一个侧面，在日本这样的情报社会里，后现代文化必然要求它的文学具有情报性。事实上，现代日本人已经习惯于依赖情报生活，五花八门的情报报纸、杂志每天为他们提供大量信息，帮助他们设计自己的人生。
离开情报这根拐棍，他们就变得又聋又瞎，寸步难行。可以想见，一个习惯于每天接受各方面信息的人，当他捧起文学作品时，出于心理惯性，他也会要求从中获得某些情报，他将要求不是重新发现自己，而是更多地知道一点他所不知道的身外的世界。更何况在发达的后工业化社会里，人们的视野大大拓宽，求知的欲望也随之大大增强，“情报不足”已成为和“乡巴佬儿”差不多的同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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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以追求情报性为指归的文学应运而生。这类作品中首屈一指的当然要属那些非虚构作品了。这类作品包括旅行记、探险记、传记、专题报道、报告文学等等，虽然作者不能进行脱离事实的想象，但由于选材的独特，作品能告诉读者一些他们所不知道的知识，因而同样具有吸引力。
比如由曾担任WHK航空记者的柳田邦男创作的《马赫的恐怖》一书，记录了1963年春在日本连续发生的三起喷气式客机事故，为读者提供了航空方面的知识与信息，作者对这些信息进行了巧妙的艺术处理，使得这部作品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与纪实文学相辉映的还有历史小说。对于历史的兴趣似乎不仅限于日本社会，也是西方其他发达国家读者的共同特征。
或者准确地说，对于历史的兴趣是情报社会的一种特有的读者心态。它的根源当然同样是对于情报的渴求。日本人对于他们自己的历史似乎有一种强烈的偏爱，以至将其与希腊罗马的时代并称。这种历史意识在历史作品走红的今天又得到了加强，作品与史实尽管可能有出入，但是读者仍相信他们回到了过去。
中国历史在日本是一个热门题材，过去，中国古代文化是日本人教养的重要内容；今天，中国的历史故事仍然吸引着现代日本人。华裔作家陈舜臣创作了大量取材于中国历史乃至古典名著的作品，以图把他所理解的中国历史传达给日本人。
推理小说、科幻小说、非虚构作品、历史小说以及其他门类的创作，构成了今天日本大众文学的汹涌浪潮。由于阅读有限，我无法在此给以全面的评价，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传统的文学价值观在后现代社会的大众文学面前受到了挑战。
大江健三郎
娱乐性不再被斥为“下里巴人”，不打动读者的作品也被赋予了价值，尽管在少数知识分子那里仍保持着一点“阳春白雪”似的传统文学价值观，但是对娱乐性的追求已经变成当今大众文学堂而皇之的旗帜并且被载入最新版《日本近代文学大事典》，“审美”虽然仍未失掉它神圣的光环，却只能在文学殿堂的王位上侧身而坐了，“娱乐”正在脱离它的侍从地位，向文学要求着它那一份权力。
在“今天的日本没有文学”的惊呼声中，文学的价值观却在悄然转变。今天，“娱乐”成为大冈升平这样的老资格作家的讲演题目，那么，谁能担保明天在大学教授的课堂里，大众文学不会与《心》《古都》相提并论呢？
大众文学塑造读者的力量是不容忽视的。尤其是在文学日益图像化的今天，漫画、电视节目占据着现代日本人的大部分闲暇时间。在地铁里翻漫画，下班回家后看电视，这似乎是相当一部分白领的消遣方式。
1989年1月7日日本天皇裕仁逝世，各电视台在3天之内只播新闻、昭和史，于是出租录像带的店铺在这3天内买卖兴隆，以至一位店主在回答电视台采访时叹道“可惜不能老遇上这样的事”。人们涌进录像带出租店，一方面反衬出那几天日本各家电视台枯燥的宣传不得人心；另一方面，也暗示着电视在日本的生活中占据着何等重要的位置。
日剧《legal hig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