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詹茜卉
2018年4月7日，是傅雷诞辰110周年。在现代中国出版史上，翻译家傅雷的书信集《傅雷家书》创造了一个传奇，金庸曾评价，《傅雷家书》是一本“中国君子教他的孩子如何做一个真正的中国君子”的书。傅雷自己曾说，“我本是在矛盾中讨生活的人”。而在他家中保姆周菊娣的眼中，这个足不出户一天工作11个小时的学者是很简单的，是个“正正派派的好人”。除了《傅雷家书》，关于他的身份，大家更为熟知的便是翻译家。
傅雷重译四卷本、100多万字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是翻译史上的一段佳话，往往被用来证明傅译的力求完美。而傅雷在1953年给友人的信中却说：“试问，即以十九世纪而论，有那几部大作让人读的下去的？……至于罗曼罗兰那一套新浪漫气息，我早已头疼。此次重译，大半是为了吃饭，不是为了爱好。流弊当然很大，一般青年动辄以大而无当的辞藻宣说人生观等等，便是受这种影响。我自己的文字风格，也曾大大的中毒，直到办《新语》才给廓清。”
傅雷与傅聪
傅雷自称让青年中毒的浪漫辞藻包括：“真正的光明绝不是永远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遮蔽罢了。”“唯有真实的苦难才能驱除浪漫的幻想的苦难。”“不经过战斗的舍弃是虚伪的，不经劫难磨练的超脱是轻佻的”……这些“仿佛是没有领略过黑暗的智者写下的箴言警句”（傅雷语），在抗战中鼓舞了很多人。
青年傅雷就深受这种风格的影响，1934年，26岁的傅雷在给罗曼·罗兰的信中说：“颇受浪漫主义文学感染，神经亦复衰弱，不知如何遣此人生……偶读尊作《贝多芬传》，读罢不禁嚎啕大哭，如受神光烛照，顿获新生之力。”通过罗曼·罗兰，傅雷向托尔斯泰学到了忍耐和“不抵抗”：“我们既不能鼓励每个人都成为革命家，也不能压抑每个人求生和求幸福的本能”；向贝多芬学到了“庄严之面目，不可摇撼之意志，无穷无竭之勇气”，并矢志将其介绍给国人。
傅雷从翻译罗曼·罗兰到巴尔扎克，作品风格的跨度非常之大，而他对国外作家的取舍不是与世推移的选择，而是自身发展的结果。傅雷在1935年就翻译过安德烈·莫洛亚写的《巴尔扎克先生的过失》，巴尔扎克初次进入傅雷的视野。傅雷开始翻译巴尔扎克始于1944年，并在随后的时间里逐步达到巅峰，他的译笔“繁而不杂，脉理清晰、层次分明”，被称为“傅译”。傅雷在谈起自己为什么选择巴尔扎克时说，总感觉莫泊桑“不对劲”，是“布尔乔亚那套谈情说爱的玩意”，而对罗曼·罗兰的浪漫气息“早已头疼”，随着阅历的增长，傅雷选择了情节繁杂、色彩丰富的巴尔扎克小说。巴尔扎克的辛辣讽刺和对世情入木三分的刻画，也符合傅雷怀疑主义的个性。傅雷对巴尔扎克小说里的一些句子非常赞同，经常引用，比如在家信中说：“人生做错了一件事，良心就永不安宁！真的，巴尔扎克说的好，有些罪过只能补赎，不能洗刷。”后期的傅雷，文学品味上有些许的变化，改变了早期的文风，这个时期的傅雷喜欢看老舍、赵树理的作品，认为自己的文字书斋气太浓。傅雷的转向对读者是幸运的，从此巴尔扎克有了质量极高的中译本，而如前人所说，“有了傅雷，巴尔扎克也算是有福气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