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乌鲁木齐,真的是很美,盛世才时期的南门大银行还在,苏联援建的人民剧场也有气势,南门外的大清真寺也很独特,办公大楼的颜色都是橙红色的,大街小巷的商店招牌以及播放的歌曲都很特别,市民的房屋都是土坯做的,屋顶是清一色的洋铁皮。现在回想起来,那完全是一副凝固的油画,遗憾后来没有保存下来。
张英:但你也有过另一种高调的解释,把去新疆归结于响应《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行为,到水深火热的劳动一线,到生活中去,和劳动人民在一起,劳动结合,脱胎换骨,改造自己,做个全新的人。
王蒙:回过头来看,我履行延安座谈会讲话精神,以实际行动践行这一要求。要求文艺工作者到农村去,和农民在一块,要脱胎换骨。我在新疆一呆十几年,在一个少数民族地区,和维吾尔族农民一块,同吃同住同劳动,一间屋睡觉,日常生活用维吾尔族语言和他们交流,哪个作家能做到这一点,没有!
张英:你到了新疆,还是没有摆脱政治的纠缠,开始是在乌鲁木齐,后来又怎么到了伊犁,接着又下到了伊宁县,去农村一个大队当副大队长?
王蒙:把我派到伊犁,是当时自治区党委的意见。从个人来说,自治区党委分管文教的书记林渤民,对我个人印象不错。他们觉得王蒙是一个犯过严重错误的人,虽然帽子已经摘了,已经回到人民的队伍来,但是不能从事文艺工作。王蒙放在乌鲁木齐变成一个大的政治斗争目标,弄得他们都很被动,后来就干脆派我下乡搞社教,但后来被人家从四清训练班退回来了,理由是王蒙政治成分不好,怎么有资格到农村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5年四月份,乌鲁木齐雪化完,我就去了伊犁,住到了第一生产队阿卜都热合满·努尔家里的厢房里,真的是和农民打成一片,心连心同吃同住同劳动。当时新疆农村里面伊犁条件最好,我去那里至少不会饿肚子,能吃饱饭。这个还是人道主义的关怀,不是为整我,也没有惩罚的意思。我可以把家属带过去,过有正常家庭的生活。工资自治区文联照发,还可以在那里兼任大队级的副职,对我这样一个人,已经是非常好的待遇了。当时我没有别的选择,你也离不开体制,没有革委会介绍信,没有任何地方敢收你住宿,没有全国粮票,有钱没得饭吃。你能有别的选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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