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英:今天,党的文艺政策,政治和文学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王蒙:现在,一般的文艺工作者跟政治的直接撞击越来越少,文艺的面越来越宽泛了,现在的领导层,对文艺里政治上的约束、政治上的要求并不明显,不像以前,动不动要求文艺工作者一定直接服务于政治。所谓主旋律,歌功颂德的东西数量也很少。
几年前,伦敦书籍博览会,中国是主宾国,我看到去的作家,除了像铁凝、徐坤、迟子建、莫言这些人以外,还有一批年轻的网络作家,什么安妮宝贝、当年明月都去了,政府也非常追求中国作家的广泛性,几乎没有政治上的考虑。
张英:今天的文艺政策对文艺还能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吗?
王蒙:不能,当然不能。现在的问题是反过来,写小说写诗歌写戏的人仍然不少,但与强势的电视、互联网相比,文学起的作用非常小,电视里起作用大的是民间文艺,如赵本山的小品和一些表演。
影像的功能越来越强大,电视和电脑屏幕的娱乐性非常强,娱乐性的东西越来越多,前一阵到处都是谍战片,但这里头没有任何政治操作上的考虑,这些谍战片丝毫不意味着我们安全部门为了招收工作人员,或者多招收学生,或者多培养特工,这些谍战片的出现完全就是为了解闷和娱乐大众。
现在文学刊物数量不少,但订数在逐年下降,它跟过去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了。
作家们都有自己写作的计划,很少有人根据一些领导人的讲话去写作的,这在过去也不可能。大部分情况下,作家的写作和政治不发生直接关系。
张英:现在就是换了方法,你要写这方面的作品,我给你出版、发奖、资助。
王蒙:这个当然也有,这个也起了作用。关键是你自愿,没有人强迫你了。你要是写,能够获奖,拿国家奖,得到一些待遇,也能分房子,还能在各省当个什么作协主席。
但是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时代和社会的变化。有的年轻作家,就是靠网络便成名人了,这是另外一个体系了,点击率非常高,超高,也有很优厚的收入,很可能他的收入比你那个文学奖还多。
比如说郭敬明的收入绝对比你拿一次奖多,韩寒的收入也不会比你拿一次奖少,所以这方面实际还存在着一种逐渐多元化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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