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感谢新疆让我成为了如今的王蒙(19)

张英：你说，1979年以后对新中国文艺来说，是最好的时期，这句话是基于什么基础上的表达？

王蒙：有一次，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效俭和我聊天，我说，从中国古代历史上看，中国灾荒、内战、暴政、造反、民族争斗太多了，像二十世纪末至二十一世纪初的这段时期，全国上下努力发展生产，提高收入，农民种地，工人做工，作家写小说，虽然它也有各种问题，这已经是中国最好的发展时期了。

我就是这么一个意思。至于说最好的时期是否有最好的文艺作品，这是说不清楚的，中国最好的小说是《红楼梦》，到现在没有任何书敢于向《红楼梦》挑战。你不能说《红楼梦》写得好，也不能说清朝是文学最好的时期。

对作家来说，好的作品和好的时期，相对而言就是一个好的环境。和历史时期比，从我个人来说，我觉得尤其明显。我生下来到十一岁，在日本刺刀尖下生活，我不能说那个时期是好时期，然后是从1945年到1949年，是国民党军队占领的时期，我无法说那个时候是最好的时期；从1949年一直到1979年这三十年，运动连连，我个人被剥夺了很大一部分公民权，我也无法说它是最好的时期。那从1979年以后到现在，对我个人而言，算是比较好的时期。

至于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这三十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我觉得这个过度解读了。我没有说过现在中国文学作品最好，也没有和外国文学比较的意思，更没有说现在没有问题了，只是说环境相对而言，比以往要好。

张英：你怎么看中国几次大的文艺座谈会和文艺政策，对中国文艺造成的影响？

王蒙：我在《文艺研究》杂志和《文艺报》上发表过我的意见，谈到文艺和时代这样一个话题的时候，我讲到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到了文艺、革命和作家的相互选择，还讲到了对于延安艺术讲话也有不同的意见，而且收在中央《文献汇编》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