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感谢新疆让我成为了如今的王蒙(17)

张英：辞职后，你后悔吗？如果继续坚持下去，也许就能成为茅盾之后和郭沫若、周杨那样，非常成功的一个管理文化的领导人。

王蒙：不，我非常庆幸1989年离开文化部的工作岗位。你看，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我的作品集，这四十五卷，最多就是在我离开文化部之后写的作品。我当文化部长之前，大概是七卷或者八卷左右，其他三十几卷都是离开文化部以后写的。

所以我不但不后悔，而且我非常庆幸，这是从写作上说。再一个，我喜欢旅行，我出访过全世界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这其中十多个地方也是在我离开文化部的岗位以后，我有了时间才去的。

所以从各个方面来说，我是觉得离开文化部的工作岗位，对我来说比较好。而且从我个人的性格上来说，虽然我也能言善辩，虽然我也能够有一定的政治上的敏感和机敏，但是我毕竟还是个文人、作家，更喜欢一些性情上的东西。

我更希望能够有机会，能够脱离一下那个官化的谱系，能够给自己精神上、语言上、写作上更多的空间。所以从我艺术空间这点上，我相信大家就会理解我不想长期地或者不想把自己主要的身份变成一个官员。

我觉得自己要再做下去，就回不来文学了，回不到这种创作的心态，而这种文学创作的心态，我是宁可放弃别的，都不能放弃这个。

文艺的处境是新中国以来最好的

张英：现在在文学创作中，还有少数文学禁区，怎么看这个问题？

王蒙：我们在某一个时期说，不要纠缠这些意识形态的问题上，你该干什么干什么，我特别能够理解。但是前三十年过去了，大家还不能谈这些问题，如果再过三十年，还不能谈这些东西，它就会造成一种危险，就是大家也不知道我们是从哪儿来的，也不知道要到什么地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