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颜真卿特展”：不仅仅是西汉书迹缺失(2)

二、《殷夫人碑》似应选入

从大展的策展主旨来看，自然不只是对颜书的技法进行探讨，而是围绕颜真卿艺术人生的研究展，所以才有众多展品铺陈书法史、唐代书法家群体以及颜真卿几个重要时期的书迹。

颜真卿的书法集中展示在第三单元，选择了二十五件碑刻拓本和两件墨迹，基本涵盖了颜真卿三十三岁至七十二岁的重要作品。让人集中体会到古往今来评论家们评价颜书的中正、严峻、庄重、强劲特点，一如著名的“三稿”（《祭侄文稿》、《祭伯父文稿》、《争座位帖》）中体现出来的颜真卿刚直不阿、正气凛然的性情本色，加上颜真卿所具有的亲仁诚物、泛爱虚己的操守，成为后代对于颜真卿书法之外的道德赞许。因此，此一单元整体地构成了对颜真卿的推崇。

而在人的性格中个性居于核心的地位，它决定个人的活动方向，是区别于他人的最主要特征。个性作为一个人总的稳定的心理特征和行为模式，先天的气质特征是基础，而环境因素对性格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其中儿童时期家庭环境最为重要。家庭的结构、气氛、家庭成员的榜样作用和家庭的养育方式等都会对儿童的性格发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颜家子孙大多幼年丧父，远如颜协，近如颜元孙兄弟都是早年失怙由舅氏抚养。颜真卿三岁丧父，除母亲殷氏抚养之外，若讨论颜真卿个性观念的成因，其姑母颜真定对他的个性影响不可小觑，颜真卿公元777年在湖州刺史任上曾为颜真定追立《殷夫人碑》以兹纪念，本次展览该碑的缺席让人略觉遗憾。

该碑全称《唐钱塘丞殷君夫人颜君之碑》，原在河南洛阳玉虚观，《殷夫人碑》的由颜真卿撰文，全文记载于《全唐文》。颜真定是殷履直的夫人，即唐代大书法家殷仲容的堂侄媳妇，颜真定有“彤管之才”、“ 孝仁敬让，迥出人表”，早年以“精究国史，博通礼经”而选为武则天的女史。颜家子孙多幼年失怙，颜真定即是代母诲育二弟颜元孙（颜真卿伯父，本次展览中《干禄字书》的作者）、颜惟贞（颜真卿的父亲），所以他们两位“悉擅大名，皆君力也”。而颜真卿三岁丧父之后也由颜真定养育，并教以音辞之学和文学名篇，为颜真卿的文学艺术成就奠定了基础。颜真定生有三子六女，教诲得当，均是芝兰玉树。所以，颜真卿赞叹她“才明可以升博士，法度可以律母师”。

颜真卿的曾祖父颜勤礼继室是柳夫人，其兄中书令柳奭因反对武则天封后被杀，朝廷因此禁止柳夫人所生之子为官。但颜勤礼与原配殷夫人所生的颜敬仲也为酷吏所诬害，命悬一线，颜真定作为颜敬仲的侄女不顾武后之酷毒，率领二妹割耳诉冤，因获减死。其孝烈之举，刚毅的性格，对颜真卿的成长影响极大，故《殷夫人碑》中赞其姑母“受深伦育，耳割冤苏。惠及疏贱，仁涵朽枯。”

该碑元明间没入土中，康熙年间出土，原碑虽毁于抗战时期，但拓本并不稀见。此碑既是颜真卿69岁时书风成熟时期的作品，也是与颜真卿刚正性格形成的强关联度证据，若有展示就更臻完美了。

颜真卿所在的唐代，是书法大家星汉灿烂的时代，展览第二、三单元陈列的唐代书家作品阵容强大，充分展现了唐代书坛盛况。唐代碑刻通常尺寸巨大，用材厚实，不少名碑高达3至4米，更有甚者如李隆基《石台孝经》高超过6米。观看原碑若有不便，观赏整拓本也能较好地体会碑石的硕大，不过为了方便携带和学习，多数都剪裱成册。

本次展览中单独的唐碑整拓展示了10幅，此外既有剪裱拓本册又有整拓展示的有8件，如《孔子庙堂碑》、《九成宫醴泉铭》、《伊阙佛龛碑》、《玄秘塔碑》等。它们陈列在东京国立博物馆宽敞高旷的展厅里，气势撼人，让人充分体会到“丰碑”的形象。在颜真卿晚年碑刻为人熟知的除了《颜勤礼碑》，就是《颜家庙碑》了。后者除了展的一开剪裱册外，同时并排展示了碑阳和碑阴两幅整拓，整件高度超过三米，颇为壮观。而《颜勤礼碑》只展示了一开剪裱册（六行二十八个字），让人感觉与印象中如雷贯耳的名作有不少落差。《颜勤礼碑》原碑现存西安碑林，保存比较完好，整拓并不难得到。两相比较，前者在展览形式设计上略有欠缺。

四、颜体传派稍有遗漏

展览第六单元展示的是颜真卿对后代的影响，列举的若干书家中不见钱沣（1740-1795）。钱沣号南园，乾隆三十六年进士，授翰林院检讨，官至通政司副使、湖广道察御史、值军机等职。时和珅用事，钱沣曾当面指责，颇有颜真卿责问权臣郭英乂的风范。钱沣又曾上疏弹劾过陕西总督毕沅、山东巡抚国泰等人的贪污营私案，忠直敢言，震惊朝野，因此《清史稿》赞他“以直声震海内”。

钱沣平生仰慕颜真卿为人，书亦法之。在举世淡墨渴笔模仿董其昌书风的时代，钱沣不趋时好而上学鲁公，可见其独立不阿的气概。后世评价钱氏学颜得其骨，是清中期学颜书的代表人物，其刚直的书风一度影响较大；以至于清代学颜书的人多是从学钱沣入手，如本次展览中展现的另一大书家何绍基就有这种经历。

此外，比钱沣略早些的刘墉（1719-1804），中年以后笔力雄健，局势堂皇也与研习颜书有关。若论颜书在晚清的影响，翁同龢（1830-1904）、谭延闿（1880-1930）也是值得关注的。尤其是“维新四公子”之一的谭延闿不容忽视。谭氏是清末进士，一生致力颜楷的学习，其书貌丰骨劲，味厚神藏。是钱沣之后又一个写颜体的大家。这些颜书传派人物若能列入则更丰盈完备。

民国谭延闿《楷书庾信枯树赋》而展览中最后一位书家赵之谦（1829-1884）有两件作品，第一件五言对联可以说与早年学颜书有关，而第二件行书七言古诗四条屏虽然尺幅大，展厅形式感很好，但属于赵氏中年弃颜学北碑以后的成熟面貌，反倒与颜真卿没什么关联了。

上述四点之外，还有两个属于主办者能力不能及，但从展览角度而言不能不提的遗憾。

唐颜真卿《刘中使帖》

一是颜真卿《刘中使帖》缺席。该帖是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品，是颜真卿迈入古稀之年的墨迹，属于颜氏行楷书中字迹最大者。与《祭侄文稿》无意于书，笔法圆健精到，笔势纵横自然不同，《刘中使帖》笔法方圆兼备，笔势雄杰，写来格外沉雄奇古，其中一“耳”字右侧一竖画圆直如玉箸，长垂一行，最为奇特。元鲜于枢评价两帖“虽体制不同，然其英风烈气见于笔端一也”，实为颜真卿行书墨迹之双壁。印象中《刘中使帖》近几年展过，盖因此故无法借出。

二是展览第三单元“三稿”中《祭伯父文稿》，展出的是五岛美术馆藏明万历二十六年刻《郁冈斋帖》本，比较枯瘦，与另外两稿并置一处完全缺乏颜书丰神，此刻本很应该是从摹本勾刻而来。若能采用北京故宫藏宋《甲秀堂帖》刻本就最好了。不过可能基于署名等的原因，北京故宫与台北故宫藏品一时无法同台展现，这也是目前无法解决的难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