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产生这种效果,是因为这部《哆啦A梦》在情节设置上非常用心。故事的起源很小,就是大雄坚持“月球上有兔子”这个“奇思妙想”,哆啦A梦为了不让大雄在同学面前丢人,就利用“异说俱乐部徽章”,在月球上制造了一个兔子王国。后来卷入外星人角色露卡、露娜、戈达德等人组成的更宏大的叙事后,故事的线索依然是清晰的。
这就离不开影片里处处“点题”的设置。一般来说,现代电影不太喜欢平铺直叙地讲故事,复杂的结构乃至含混的设置,反而是不少电影追求的效果,观众也对其中现代主义的技巧津津乐道。但是,《哆啦A梦》这类动画电影,还是主打未成年人观众或成年观众里的“怀旧派”,就没必要故意让情节繁琐冗长,而是尽量简单直接地讲故事。这部《哆啦A梦》多次讲到友情这个话题,不管是哆啦A梦经典五人组内部的团结合作,还是他们与露卡、露娜和兔子王国诸多新角色的友情,都有可圈可点之处。
相比过去《哆啦A梦》里的冒险故事,这部作品的“拟像”感更强,而不只是对现实世界的简单复刻。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提出的“拟像”学说认为:“拟像是没有原本的东西的摹本,在此意义上,原本也是一种拟像,幻觉与现实混淆,现实不存在了,也就没有了现实坐标的确证”。超越一般的真实与模拟真实后,很多景象超越了幻觉与现实的边界。这部《哆啦A梦》里的月兔王国、埃斯帕尔人的世界,虽然是被想象出来的,却充满着与真实世界相契合的元素,比如阶层的区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人工智能与技术滥用,等等。
这些元素能吸引的观众,可能还是成年人居多。当我们对真实世界各种潜在问题有一定判断后,再看这个介入真实与虚幻之间的故事,其实并不会感到陌生,反而会有一种别样的感触。事实上,一些现实批判无法直接被呈现的时候,通过儿童视角或虚构叙事,反而能有更直接的表露。当然,这样说并非是指这部《哆啦A梦》有政治寓言或“反乌托邦”的意味,而是指它的内涵超越了一般的儿童电影,也拓展了影片潜在观众的年龄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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