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对人工智能的审慎态度相反，意识上传是当代科幻的热门概念，甚至是基本内容，洋溢着强烈的数字乌托邦色彩。电影《流浪地球2》中由数字生命备份卡上传、经过计算机迭代后产生自我意识的青年“图恒宇”走进女儿的房间，通过电脑屏幕看到溺水牺牲的图恒宇，领悟到了自己的使命。这是人工智能觉醒、文明薪火相传的重大时刻。《攻壳机动队》里的特工素子几乎全身义体化，仅保留脑组织和部分脊髓，具象化了哲学家希拉里·普特南设想的“缸中之脑”。她无法判定自己的意识是赛博躯体形成的智能，还是由生物意义上的脑组织产生的，身份认同发生动摇。在故事结尾，她如宗教献祭般放弃了机械躯壳和生物意义上的身体，与傀儡师程序融合成新的人工智能。

格雷格·伊根用第一人称叙述的小说《绑架》代表了对意识上传的批判性反思。主人公某一天突然接到绑匪的视频电话，屏幕上出现妻子的影像，身处数字克隆时代的主人公立即打电话回家，妻子安然无恙……原来，他本人接受过脑部扫描，可以实现数字重建，妻子却对这项技术十分抗拒，从未扫描个人信息。绑匪盗取了丈夫扫描档案中妻子的素材，再造了这一数字生命，现实生活中的妻子看过这段影像之后认为并不像自己，那不过是丈夫脑海中的形象。绑匪的视频电话再次打来，主人公也注意到影像的技术痕迹，然而当屏幕上的“妻子”哀求他筹钱赎人时，他不能不为之动容。主人公最终按照绑匪的要求缴纳了分期付款的首笔赎金，现实中的妻子虽然不满，却也理解了这个决定。

伊根通过数字化生存的寓言故事，触及了人工智能伦理、数字生命的价值、自我与他者的关系等重要问题，无论读者是否看好相关技术的未来前景，都会被这种思考打动。因为小说富有张力的情节，其实是把我们目前的数字处境推到了极致状况，从而暴露出异化的一面。我们日常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苦心经营、展现的个人形象是否具有某种独立性，不能等同于线下的自己？在比喻意义上，这一形象是否相当于有特定功用的数字克隆体？聊天机器人占据大量个人材料特别是全部聊天记录以后，可以模仿联系人中的任何一个与我们交谈，在技术门槛降低之后还会模拟伊根小说中描绘的视频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