仔细考察那些民国时期“破格”录取的故事,从中不难发现,这些所谓被“破格”录取的学术大师,大多数是文史大家,他们不擅长的学科通常是数学、英文或物理、化学之类,而他们的国文成绩则普遍颇佳,甚至不乏满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中国教育在学科、地域等方面存在的发展不均衡等情况。
近代以来,传统的科举制度已经无法满足社会对人才的培养和选拔需求,新式学堂、大学纷纷设立。不过,近代教育的转型尚需一个漫长的渐进过程,因为当时大学课程中多采用英文教材,而许多理工学科对学生的数理水平要求也较高,所以彼时决定一个学生是否能够被一流学府录取的关键因素,往往在于其英文和数学的成绩。然而,民国时期的教育资源不仅十分匮乏,在城乡、地理区域之间的分布也极不均衡。一方面,初等、中等教育发展水平落后,学校数量远远达不到社会的需求(苏云峰:《中国新教育的萌芽与成长》);另一方面,中学作为当时人才培养的关键环节,教育质量更是参差不齐,千差万别。一般情况下,只有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会,或者至少是省会城市里的中学才可能具有较高的英文和数学教学水平,也只有这些地区的中学,才可能为一流学府输送生源(梁晨、李中清等:《民国上海地区高校生源量化刍议》)。可是,就读于这些大城市的著名中学,对一个家庭的经济资本和社会关系等方面都有着较高的要求。当时一名学生在大城市的著名中学一年的花费一般需要200~300元,而当时一名普通工人的月收入不过才10元左右,这般开销自然不是普通工农家庭所能够承担的。如果生在乡村或者小城镇,往往需要有家庭、宗族、朋友等社会关系介绍,学生才有机会到大城市的中学读书。与之相对应的是,民国时期的私塾教育尚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那些出身于传统知识阶层家庭的学生也往往容易在家庭教育中打下良好的国文基础。两种因素结合起来,若生于书香门第的学生在中学阶段未能接受良好的英文、数学教育,甚至几乎从未接触过这两个学科,自然就会出现文史颇佳但英文或者数学极差的“偏才”。本质上,此种情形是由当时中国教育发展水平不成熟、不均衡导致的,恰恰意味着教育制度需要在发展进程中不断进行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