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世界生动展示新中国形象

——《白毛女》在海外的传播与影响

作者：张清芳（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河北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主任）

《白毛女》歌剧剧本在1945年由贺敬之、丁毅等人执笔，根据20世纪40年代流传在晋察冀边区的“白毛仙姑”故事创作而成，同年4月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献礼作品在延安首次演出。演出非常成功，《白毛女》很快传播到全国各地，成为风靡大江南北的经典之作。在新中国成立后，《白毛女》除了被改编成京剧、电影、连环画、四扇屏、幻灯片、皮影戏、芭蕾舞剧等多种形式，还走出国门，并在海外得到广泛传播与接受：剧本于1951年获斯大林文学奖二等奖，由东北电影制片厂在1950年拍摄的电影《白毛女》于1951年7月在捷克斯洛伐克举办的第六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中获得第一个特别荣誉奖。它作为一部充分体现出新中国人民取得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精神的红色经典，不但被译成日语、英语、俄语、印尼语、西班牙语、罗马尼亚语、僧伽罗语、捷克语等多种语言在多个国家发行，而且以歌舞剧、话剧、芭蕾舞剧、电影等多种表演形式，首先是在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及法国、日本等得到广泛欢迎与传播，然后以这些国家为辐射中心，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逐渐扩散到以英语国家为主的西方社会，直到今天仍有重要影响。这也使它成为迄今为止世界影响最大的一部中国红色经典，在70余年间的历史进程中持续不断地把新中国形象传播到世界各地。

《白毛女》剧本英文版

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说：“我在解放区所观看过的戏剧中，这是最好的，大概也是最负盛名的”

中国戏剧团于1955年在访问法国时演出歌舞剧《白毛女》，当时观看过此剧的法国作家韦科尔惊叹它所具有的高超艺术水平，在发表于1955年10月号《北斗》中的文章中指出：“这部歌剧用一种呼吁中国民众的觉醒的方式表达农民的疾苦。这种方式包括，中国民众本来很喜爱旧剧，但这部作品不仅仅是旧剧里所包含的爱情故事，还具有现实主义的内容，兼备柔情和激情，同时还有丰富的内容结构、鲜明的人物形象等。”

这并非《白毛女》首次受到海外人士的高度评价，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曾在1970年出版的英文书《中国震撼世界》中提到，自己曾于1947年三八妇女节时，在华北彭城夜晚观看露天演出的歌剧《白毛女》，尽管当时剧中还存在一些插科打诨的因素，但是在文学成就与总体演出效果上却已与1954年出版的修订版剧本相差无几：“其实这个剧本已很成熟，无须多加修改。它是由许多作家集体创作的，并广泛地吸收了农民群众的意见，进行过多次修改。我在解放区所观看过的戏剧中，这是最好的，大概也是最负盛名的。”

无独有偶，同为美国记者的雷德曼夫妇在1951年出版的英文书《红色中国剪影》中，同样谈到他们在新中国成立后上海的一个剧院观看歌剧《白毛女》时，观众们都身临其境的、感同身受的情景：“当演到年长的佃农谈起悲伤来时，观众也一起哭了。地主婆说喜儿给自己做的汤不合自己的口味，往喜儿的舌头刺进去时观众也同样地发出痛苦的叫声。对地主的好色，观众也咒骂了。”

而这种与剧中人物同哭同笑的情感共鸣情况也出现在观看《白毛女》的众多海外观众身上。如中国政府曾于1951年7月派遣中国青年文工团到世界各地（主要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维也纳等地）进行巡演，历时一年有余。其中歌舞剧《白毛女》同样感动了各国广大观众，剧团所到之处均受到热烈欢迎。正是因为《白毛女》具有令人沉浸其中的艺术魅力，因此扮演喜儿、杨白劳、大春等剧团演员在各国都受到当地观众的崇敬与喜爱，他们每次演出结束后都会收到观众的鲜花与掌声。而扮演黄世仁、黄母等反面人物的演员却始终收不到献花。甚至有一次有人在剧场要献鲜花给他们时，观众中有一位老太太站起来反对，还激愤地高喊着：“不要把鲜花送给坏人！”这也从侧面说明《白毛女》的故事深入人心，具有感人至深的审美力量。而这种感人力量自《白毛女》剧本在1945年被创作及不断改编之后就始终存在，并成为它的一个基本艺术特征，更是其穿越70余年历史风云变幻，在海内外得以传播至今的艺术生命力与灵魂所在。

《白毛女》剧本英文版

苏联、东欧各国与日本等国家都还把《白毛女》剧本翻译成本国语言并根据本国习俗加以改编与排演，由此引发出一些有趣的轶事。像在1951年捷克文版的话剧《白毛女》中，曾出现杨白劳到地主黄世仁家后脱下大衣挂到衣架、喜儿与大春这对未婚夫妻见面亲嘴的“捷克式”场景，原因在于捷克人民的生活习惯、生活细节等与旧中国的迥然不同。然而，一个受尽地主压迫与侮辱的女子最终得到解救的精彩故事，所产生的情感震撼与审美力量却依然在剧中存在，并不影响本国观众对弱势人群的同情与对反抗压迫剥削精神的认同。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与50年代初在华的一些日本艺术家也曾参与到《白毛女》歌舞剧与电影等的制作中，可以说它又是一部汇聚海内外力量的佳作。除了日本士兵武村泰太郎（中国名“武军”）曾为东北民主联军二纵队第四师文工团在1947年演出《白毛女》时演奏音乐，小野泽亘（中国名“肖野”）、森茂于1945年在抗敌剧社为张家口演出歌舞剧《白毛女》做舞美设计和宣传工作，以及剪辑师岸富美子（中国名“安芙梅”）、录音师山本三弥（中国名“沙原”）参加了电影《白毛女》的摄制工作之外，二战后留在东北的日本工人还曾组成鹤岗剧团，在1952年用日语演出歌剧《白毛女》并获得主管部门的认可。这些日本工人返回日本后，就成为传播《白毛女》的一股重要力量。

而歌剧剧本《白毛女》最早被海外国家译介发行的版本正是由稻田正雄翻译的、在1952年由东京未来社出版的日语版。电影《白毛女》同年被带到日本并在很多地方陆续放映，这部被认为“真的很中国”的电影如同歌剧《白毛女》一样，亦对许多日本观众产生很大触动。鲁迅的日本好友内山完造在1952年10月曾写过一篇文章《从〈白毛女〉想起鲁迅》，直接把“白毛女精神”等同于“鲁迅精神”：“我为喜儿（白毛女）战胜一切痛苦和灾难活下来那种人的活力的坚韧而惊叹。我越想到白毛女为生存而进行的苦斗，对于黄世仁等的凶恶残暴日益强烈的愤怒，便越情不自禁地燃烧为火焰。……我认为作品里极其鲜明地表现了鲁迅精神。不，仅仅这样说还不明晰，据我看，甚至可以说‘白毛女便是鲁迅先生’。”

演集剧团在1954年首次排演歌舞剧《白毛女》并把它搬上日本舞台，尤其是松山芭蕾舞剧团把经过改编创作出的芭蕾舞剧《白毛女》在日本进行公开演出的剧目，为多年来中国红色经典《白毛女》在日本，甚至是世界各国的广泛传播、接受作出无法磨灭的重要贡献。

1955年在北京饭店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上，周恩来与三位扮演《白毛女》喜儿的演员合影，从左至右：王昆、松山树子、田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