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西方学者一直不看好中国改革。直到1990年,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还写道:“南斯拉夫的改革已经有了40年的历史,匈牙利改革有了20年的历史,中国改革也将近10年了。这三个国家的改革都是不可思议的结果和灾难性失败的混合体。”
潘鹤:《开荒牛—献给深圳特区》,1984年,现藏中国美术馆
到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与苏联、东欧改革绩效的巨大反差逐步转变了西方舆论。继续看衰中国改革前景的观点始终存在,但更多的学者对探讨中国改革经验产生了兴趣。据经济学家张军介绍,1994年在巴黎出版了一本题为《从改革到增长:中国、亚洲和中东欧的其他转型国家》的论文集,主编Reisen和Lee在导言中写道:“现在,时间的流逝足以使经济学家来聚集并评价不同转型方式的经验证据。不管什么原因,两种改革方式之间,生产出现的反应之差异实在令人吃惊。中国的GDP在过去的十年以平均8%的速度增长,而俄罗斯、中东欧国家在过去的四年却经历了15%到50%不等的生产下降。在生产上出现的这一差异使得比较这些国家的转型经验以寻求中国的经验可能为其他过渡经济提供的教训(如果有的话)变得相当有价值。”
中国是如何越过市场化的临界点的呢?国内外学者有多种解释。第一种解释着重于改革方式,认为东欧国家及苏联都或多或少地采取了激进式改革,而中国采取的是渐进式改革,通过不断的局部试验逐步推进,形成了计划内与计划外双轨并存的过渡形式。有学者进一步指出,所谓渐进改革实质是一种体制外先行的增量改革。第二种解释与此相反,强调中国启动改革时,存在不同于苏联、东欧的结构性因素,包括更低的发展阶段、更多的地方分权、更粗糙的计划体制等,这些因素有利于市场化转轨和经济短期快速增长,因而渐进式改革并不必然带来成功,不具有普遍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