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种解释强调地区竞争的意义。财政分权造成地区之间的竞争,而地区竞争对于促进计划体制的解构和市场的生成起了重要作用。第四种解释强调市场化演进的自发性,认为市场经济是所有参与者(包括政治家)在无形之手的控制下进行的追求利益的过程,改革自己创造了一条通往市场经济的路。中国市场化转型是一场“边缘革命”,是“人类行为的意外结果”。这些解释给人以启发,但也不是没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也许它们各自说对了一个方面的事实,实际的演进是各种历史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在国内,回顾和解释中国改革开放历程的有影响的观点不是产生在党史、国史学界,而是其他学者特别是经济学家。经济学家的看法之所以特别值得重视,是因为他们中间许多人曾经参与过历史进程。同样应当受到特别关注的,还有参与决策和践行改革的中央部门和地方负责人提供的情况和看法。
几年前,我有机会参与一个改革口述史项目,采访了几十位改革参与者,如原体改委副主任安志文、高尚全,原国家经委副主任张彦宁、陈清泰,广东省委原书记吴南生,深圳市委原书记李灏,珠海市委原书记梁广大,海南省原省长雷宇,原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副主任吴象,吉林省原省长洪虎,原国务院振兴东北办副主任、国家计委司长宋晓梧,原体改委局长杨启先、杜岩、江春泽、谢明干,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部长乔刚,原国务院特区办司长林其辉,经济学家吴敬琏、赵人伟、冯兰瑞、王小鲁及翁永曦、张木生、孙方明等,了解了一些当时决策的背景和内幕,这对我理解改革的复杂性有很大帮助,它与单纯的文本解读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