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衰自古后人评——《安史之乱：大唐盛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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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大唐盛衰记》

作者：石云涛

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

王朝的盛衰，人物的功过，唯有未身处于那个时代的后世“旁观者”能厘清。所谓“以史为鉴”，大抵也是如此。

从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十一月安禄山发动叛乱起，到唐代宗宝应二年（公元763年）正月史朝义授首止，这七年零三个月的混乱被后世史学家称为“安史之乱”，而通常我们会用这样一句话对安史之乱做注解——“这是唐朝由盛到衰的转折点”。何为盛？何为衰？盛衰无非是我们后世之人远离那个时代后，站在上帝视角所做出的一种评判。因为我们知道安史之乱前的历史，也知道安史之乱后的结局。

常有人讥讽唐代以道教为国教，玄宗以老子为先祖，却不懂“盛极而衰、泰尽否来”的道学之理。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天宝十三载时，也就是战乱发生的前一年，唐朝官方统计当时全国共有九百零六万九千一百五十四户，人口合计为五千二百八十八万四百八十八口，尧舜以来，也未见其盛。但试问，哪个帝王不愿国运万年？时人谁愿想会有安史之祸？而安史之乱后，至唐代宗大历时，官方统计户数只有一百二十万。试问，哪个帝王此时想的不是国运复兴？当身处历史之中时，随着历史的大潮奔腾而去是时人的唯一选择，而判断大潮奔涌的方向、总结潮起潮落的规律，则是后人之事了。

我们发现，当时的所有偶然在千百年后再被梳理，历经时间的沉淀，成了历史的必然。

石云涛先生在书里用了“山雨欲来”来描述叛乱之前的人物命运，安史之乱前的人物关系在所有帝国衰落的剧本里都会看的到，梳理起来有些像“狮子、大象、老鼠”的游戏。一个年轻时精明能干的盛世君王在老迈时表现出懒惰和昏庸，他开始好大喜功，讲究排面，而这些爱好显然那些贤臣们满足不了，于是张九龄被罢相，口蜜腹剑的李林甫上台，连年向帝王进献珠宝的安禄山也得到重用，拥有倾国容貌的杨玉环又使得“从此君王不早朝”。狡黠的边将、奸佞的内臣、枕边的美人，能祸国的所有角色都已经具备了，好在这三个对象是相互捧场不是相互拆台。直到杨国忠上台，平衡被打破，内外开始拆台，安禄山起兵造反。

关于这场叛乱的战斗过程，作者花费了全书将近一半的篇幅去记叙，内容详尽，全方位展现了大唐中央军和叛军之间的对垒情况。然而通读历史，我们会发现在封建朝代历史上类似于安史之乱一样的大规模叛乱并不在少数，但为什么安史之乱给朝代命运能带来如此大的冲击？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央失去了对地方的控制。西汉初年七国之乱，周亚夫用了三个月时间就平定了；明朝初年，靖难之役，朱棣用了三年夺去了皇位；清朝初年三藩之乱，康熙花了八年时间才平定。这三个叛乱从参与规模和时间跨度上未必能比安史之乱小，但叛乱之后国家的经济并没有走向衰落，国力反而蒸蒸日上。究其原因就在于，叛乱的平定过程也是中央政府逐步树立、增强权威的过程。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在封建朝代初期，叛乱总是会有神奇的效果。倘若要放到王朝末年，往往意味着朝代暮钟的敲响。从公元763年安史之乱被平定到公元907年唐朝灭亡，大病一场的唐朝依旧维持了140多年的统治。纵使叛乱之后唐的盛世景象不再，也不得不承认唐在安史之乱后国力的恢复速度是惊人的，这是中国其他封建朝代所不能比拟的。国家的国运体现并不在强盛时的兴旺，而在于有没有从低潮反弹的能力，国运就像行船，顺风开得飞快根本不算什么本事，逆风时能立得住才是真正的国运。“逆风”才是占据一个文明历史长河的时间大头。纵观中国历史，能挨得住这一闷棍的，唯有唐朝。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唐的国力之强。

安史之乱爆发时，没有人能预料到这样的一场叛乱会带给唐如此大的灾难，更没有人会意识到这将给中国封建历史进程带来巨大的改变。对于这场叛乱带给唐的影响，本书从帝国根基、边防危机、宦官和藩镇问题等各方面都做了阐释。精彩之余，也有略微遗憾之处。安史之乱既是是大唐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实际上也是中国封建时代的一个转折点。自此以后，无论宋明的经济有多发达，元清的版图有多辽阔，再也没有一个封建朝代能达到唐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所取得的高度和地位。唐代的强盛不仅只是政治、经济、军事之强，更是其文化的强盛，可以说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文化最为包容的时代。所以，如果要谈论唐的盛衰，文化角度的审视是不能回避的。安史之乱后，唐诗中再难见盛唐气象，大唐的衰败在杜甫、白居易等诗人的作品中展现得淋漓尽致。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安禄山的胡人身份，安史之乱后，胡汉矛盾激化，唐在文化上的包容力也减弱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写过这样一句话：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那么，我们摘掉付诸在安史之乱这段历史上的所有深刻意义，它无非是一个帝王想要追求享乐，一个妃子想要展现美貌，几个权臣想要满足贪欲，一些人物试图建功立业。王朝的盛衰，人物的功过，唯有未身处于那个时代的后世“旁观者”能厘清。所谓“以史为鉴”，大抵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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