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鹅头岭》的写作容易让我们想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一些长篇小说，并不意味着作者是在简单蹈袭某些僵化刻板的老路。众所周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理念与范式下，曾经催生了《林海雪原》《保卫延安》《红旗谱》《创业史》等众多时代特点鲜明的新经典，但其后在文艺创作被极端的政治意识统摄时，亦曾经僵化为“三突出”的“高大全”之类。“新时期”以来的军旅题材长篇小说创作中，作家们对“文学性”的追求，对文学“本体”价值的狂热，导致大量作品对生活现实的偏离和对历史认知的偏颇，往往沉迷于对人物的个性挖掘、性格表现，或在“人性”层面大做文章。比如，一度就有所谓将门子弟和穿军装的农民形象塑造之别，在《醉太平》一类的作品中，曾写到所谓的军队“大院文化”，焦点多集中在权谋和心术；而在《夏日落》一类的“农家军歌”写作中，多以中下层农村出身军人灰暗痛苦的个人奋斗、身份转变为题旨。自畅销读物《亮剑》始，军旅长篇小说的重心再度转移，重述革命历史，建构民族解放战争史诗，但有些共产党军人、指挥员形象塑造，一反过去的严谨、持重和沉稳，以“桀骜不驯”“不拘小节”的“性格魅力”夺人。作为对以往被理想化、革命化、神圣化了的英雄人物形象的反拨，这些人物身上的“匪气”“霸气”或者是“土气”，以陌生和稀缺的审美元素而被消费时代的人们所接受，这类人物形象塑造的极端，是革命军人草莽化，是江湖气复活。

很显然，《鹅头岭》奇迹般地没有受到上述任何潮流的影响和沾染。我想这一方面得益于作者的非专业作家身份：他不致于为文学而文学，或者为写作而写作；另一方面，这当然与他在军队丰富的工作阅历有关。换句话说，对这支革命军队，作者知根知底，了然其性质，明白其宗旨，确信其存在的意义。那么，当军营成为文学的表现对象时，也就意味着，是这一特殊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作家观念意识形态，也决定了作品中人们的“社会意识”内容，客观世界的“知识”“资源”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艺术地“改写”和移花接木的可能性不太大。相反，虽五湖四海却可以高度统一的军营世界，血肉生动又雷厉风行的武装集团，带给文学家的灵感和想象空间则可能无限丰富，作家只要满足于“书记员”工作的乐趣，足够诚实和敬业，即可轻松超越大部分“纯文学”之类的形而上捏造。不仅如此，《鹅头岭》还有“逆向”的结构安排，也就是以伍炳志这个一度堕落的人物为核心展开的正面叙事。写主要人物的典型性坍塌，写思想的变质，写意志的涣散，写人格的分裂，写与伍炳志相似相近者刘胜、徐平化、朱继荣、常为民、于鲁人等平庸之辈，最终通过触目惊心的人性和社会腐败剧目，反衬书中大部分“普通”人物的正直和善良、精神与道德。这反倒避免了落入通常中国小说窠臼——围绕超凡脱俗的主人公（英雄）展开叙述。《鹅头岭》更容易让我们想到的，其实是《红与黑》《罪与罚》那样的域外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