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动荡,直接源于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但中国对西方文化的接受,既是在对本土文化沉痛反省中开始的,又是与西方思想界正在反省西方现代文化同时进行的,这便使得中国文化面临的抉择异常复杂和痛苦。因为这不仅仅在对民族命运的关注中,企望先进的西方文化对陈腐的本土文化的拯救,更包含着对人类终极价值的追问。在这种背景下,艺术仅仅是艺术自身吗?尤其当整个民族、社会通过我们的
生活,给我们的生命注入过许多苦难的时候,怎么可能把波洛克对平面化、毕加索对多维空间这样的探求作为艺术的最终目的呢?
中国知识分子的分裂人格
这种人格表现为:一面对社会和人生有着深沉的忧患,一面又极力修炼和净化内心,以达到遁世和超脱的境界。这种超脱是以牺牲人的许多可能性和欲求作为代价的。尽管近代以来时有批判,但是,就连许多风云人物最后还是走了遁世的路。诸如许多画家从西方学画回来都改画水墨,并重新堕入文人画的境界,对异质文化的吸收,就只剩下对水墨语言的改良。大概不会有人怀疑,开启中国现代艺术之门的林风眠作为改革家的形象,但如果把他后来的水墨与早期油画比较,其水墨在很大程度上堕入文人画情调。这是他后来逃离早期关心的艺术道路,躲进象牙之塔的缘故,最终是中国传统文化造就的知识分子人格在起作用。
当前,传统避世主义又找到了西方现代艺术纯化语言的外壳。
因此,我强调大背景的实质,是强调一种大灵魂,即艺术家“必须及时领会到比之他自己私人的精神更为重要的精神”(艾略特语)。这绝不意味着倒退到“文革”中艺术从属政治的水平。那是个人情感被强制和异化的结果。我强调的是个人人格中流淌着与人类命运共悲欢的血液,当整个时代的价值体系动荡时,作为一个艺术家,他的敏感,他对新的生活理想的渴望和追求,必然体现为对社会乃至政治的热切关注与深沉忧虑的灵运动状态,这一切并不是社会强加给他的,而是他生命冲动的结果。这才是一个现代人,这才能创造出比传统艺术更博大、深沉的境界来。
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被理论家弄得玄妙、复杂的文化问题,在生命的追求中变得异常简单。无论是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还是对新的文化的建构,只有存在于这种生命的追求中才有意义。同时也使大的文化背景这个理性的概念,变成艺术家灵魂中活 生生的审美境界。所以,标志一个时代新艺术的诞生,首先是对一种新的人格的追求。(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