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教授如何解决吃饭问题：包饭、蹭饭、下馆子

嚼芬坞以元宵、汤团闻名。“水晶汤圆，初以嚼芬坞为第一”（罗养儒《谈谈往昔昆明人口福上之享受》），郑先生去嚼芬坞，便只是为了吃一碗元宵、汤团：

同人以余之备果点不足也，强余请食元宵。同至嚼芬坞，凡十人各进一盂，费五元五角。（1940年12月17日）

听讲毕，偕莘田、雪屏、清常翠湖步月，食元宵一盂于嚼芬坞而归。（1942年2月6日）

八时相偕至翠湖步月，并约莘田、闲若环湖两匝……随至劝业场东廊嚼芬坞食汤团而归。（1941年4月7日）

说到这里，又不得不感慨战时之无常，1941年4月7日，郑先生和罗常培（莘田）、许宝騄（闲若）才在劝业场的嚼芬坞美美地吃了一顿汤团，第二天便有紧急警报，敌机疯狂轰炸之后，“北望劝业场，火光熊熊，昨日食汤团之地已为灰烬矣”（1941年4月8日）。

说完了郑先生自己或者和两三友人打牙祭喜欢去哪里吃什么，再来说说教授们招待客人或者正式聚会去什么馆子。除了已经提及的厚德福外，东月楼和冠生园也是教授们请客常去的地方。

东月楼在护国路，是云南菜馆。从日记中看，宴请或者聚餐经常会选在这里：

七时与莘田、矛尘公宴陶玄于东月楼，九时归。（1939年8月27日）

六时至才盛巷与雪屏、膺中、汇臣、矛尘、介泉、莘田、晓宇会齐，公宴林觉辰于东月楼。（1939年10月25日）

建功来，六时同至东月楼，与逵羽、膺中、矛尘、肃文、德成、介泉、晓宇、莘田、雪屏诸人公宴许季茀、李季谷。（1939年11月1日）

六时至才盛公舍，北大同人在东月楼聚餐。（1942年3月19日）

请客和聚餐具体吃什么呢？郑先生1942年4月2日的日记曾记过他们五人在东月楼聚餐点菜的情况：

七时云浦约在东月楼便饭，省政府新定饮馔限制规程：一、不得饮酒；二、一人至二人限二菜一汤，三人至五人限三菜一汤，六人以上限六菜一汤；三、每菜不得逾三十元。今日吾辈凡五人，例仅三菜一汤，斟酌再三，定宫保鸡丁、红烧肘子半、鸡丝菀豆、什锦汤各一，此在往日不能过五十元也，今日鸡丁、肘子均三十元，菀豆二十元，汤六元，甚至花卷一枚价一元，名为提倡节俭，实为商人开一加价之门。

当时由于物资匮乏，有所谓的“饮馔限制规程”，五个人吃饭，不过三菜一汤，可说十分俭省了。而“在往日不能过五十元”的一顿饭，当时已经涨到八九十，分明是商人钻政策空子，难怪郑先生要说“名为提倡节俭，实为商人开一加价之门”了。

据1943年6月15日日记记载，蔡枢衡为了答谢郑先生帮忙，送了郑先生一双价值七百多元的皮鞋，郑先生觉得不好意思，本想把皮鞋的钱给蔡枢衡，但蔡枢衡不收，于是郑先生在东月楼请蔡枢衡吃了顿饭。这也从侧面说明了东月楼是个比较体面的餐馆。

李埏

同样体面的餐馆还有冠生园，冠生园是全国闻名的“品牌”餐馆，在昆明也有分店。除了一般的请客和聚餐，还有人选这里办婚礼和喜宴，比如历史学家和教育家李埏的婚礼就是在冠生园办的：

三时半偕从吾往冠生园，参加李埏结婚，到一多、膺中、伯伦、辰伯、寿民、立厂、梦麟、亮夫、则良、又之、家骅、柏宓、图南、锡予等二十馀人，无婚书，无仪式，亦无家族中人，仅用精笺签名，立厂为之引。（1945年4月2日）

这些谈学论道的教授们，也都有自己爱吃的那一口，也会专程去吃某家馆子的招牌菜，也会因为某家铺子的羊肉好吃而连吃好几天。但他们下馆子也并不会吃太奢侈的东西，面条、薄饼、汤圆之类普通的食物，因三五朋友聚餐的缘故，却让那些疲于生活的心得到了短暂的休息。

凑合吃

虽然可以去朋友家“蹭”好吃的，也可以偶尔下馆子打打牙祭，但这毕竟不是生活的常态，很多时候，因为清贫，因为忙碌，他们只能自己凑合。前面已经提过，郑天挺先生经常会有特别忙碌的时候，当忙到错过了食堂和包饭的开饭时间，又没有朋友招待，又没有时间和预算去下馆子的时候，他都只能自己凑合一下。怎么个凑合法呢？

一般学校门口都会聚集很多小吃摊、小吃铺，西南联大也不例外，日记里记载，郑先生在忙碌的时候，经常会去“校前”、“舍前”、“巷口”随便吃几口，聊当一饱：

一时与耘夫同在校前进膳。（1943年2月13日）

一时在校前午饭。（1943年3月5日）

一时在校前进包子。（1943年8月29日）

二时解除警报，至新舍前食面一盂。（1941年1月7日）

一时还。巷口食面。（1945年1月16日）

二时还。在门前食米线、烧饼。（1943年11月24日）

“一时”、“二时”，往往都是中午忙碌过了饭点，然后匆匆在校门口或者宿舍附近随便吃点。这些还算好的，有时甚至更加不济：

十二时归舍。中午饭已过，取冷饭食之。（1942年9月1日）

归寓，饭已过，购面包食之，无汤无菜，聊以充饥。（1942年7月14日）

一时归。以皮蛋二枚佐面包食之，此价之最廉者，亦七元五角也。（1942年10月31日）

一时归舍，食面包。（1942年11月28日）

晚食面包。（1943年5月14日）

午食面包三片而睡。（1945年1月28日）

会散归家，已在饭后，买烧饼食之。（1944年3月9日）

以鸭蛋一进烧饼，聊当一饱。（1945年5月18日）

食烧饼四，以当晚饭。（1945年6月7日）

谈毕，已十二时三刻，恐不得食，乃买烧饼二，欲回舍啖之。（1945年7月16日）

冷饭、面包、烧饼，这些恐怕是郑先生“凑合吃”时的三大主角。而长期这样吃的后果就是，即使像郑先生这样还算健康的身体，也免不了生病。1942年12月，郑先生大病一场，持续半月有余，他在日记中总结自己生病的原因，其中就有“积食”一条：

余自民国二年出天花后，惟十五年冬曾病卧两三日，三十年无大病矣。平素自负身体强壮，且亦自知谨慎，不意在此竟有此大病。余自省月馀以来饮食失节，每日午间一时后始出办公室，既不及按时归食，或就小店零食，或归以馒首佐冷菜冷肉食之，多寡冷暖无常无序，此积食也。……（1942年12月31日）

郑先生是一个生活比较规律、且有养生意识的人，他之所以吃得如此“凑合”，工作忙碌是一方面原因，而另一方面的原因，则是物价飞涨、入不敷出，实在吃不起好的。这里就要讲到郑先生买烧饼的故事了。

1945年物价上涨之快，令人发指。郑先生习惯在日记里简单记录每天的花销，在1945年4月26日、27日、28日，他连买了三天的烧饼，分别记录如下：

付烧饼二个六〇元。（26日）

付烧饼二个八〇元。（27日）

付烧饼三个九〇元。（28日）

对于烧饼的涨价，郑先生27日日记专门记了一笔：“烧饼昨日每个三十元，今日四十元矣。”而28日烧饼的单价又回到了每个30元，日记写道：“别有一家售烧饼者，仍价三十元，不知日内仍长否也。”原来是他找到了另外一家卖烧饼的店铺还没有涨价，于是赶紧比平时多买了一个。到了30日这天，烧饼就又涨价了，涨到50元一个：

付烧饼二个一〇〇元（30日）

买到便宜烧饼的事，还要在日记里特意记录，既可见郑先生以烧饼充饥次数之多，也可见当时的物价对他的生活影响之大。郑先生有一段时间是连鸡蛋都吃不起的，1945年7月26日日记写道：

自鸡蛋价昂，不食者数月矣。近日烧饼一枚已价百元，其养料不如鸡蛋远甚，今日复购二十，以备早餐。

因为鸡蛋太贵，已经好几个月舍不得买，但连烧饼也涨到快吃不起的时候，郑先生权衡之下，才重新开始买营养价值更高的鸡蛋。郑先生除了要负担自己和大女儿在昆明的开销，每个月还要给北平的家里寄生活费，在通货膨胀的背景之下，其经济压力可想而知。

民以食为天，教授们也不例外。吃饭当然是生活中顶重要的一件事，在战乱年代的“吃饭”问题，折射出丰富的时代色彩。在这中间，我们看到了西南联大教授们生活中平实的、有趣的、温情的、艰难的、无奈的、动人的种种，他们的朴素生活，映衬着他们的不凡成就，坚守和执著，锻造了西南联大的辉煌，是一份难以复制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