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教授如何解决吃饭问题：包饭、蹭饭、下馆子

另外，傅斯年（孟真）、樊际昌（逵羽）、章廷谦（矛尘）、黄钰生（子坚）、魏建功等人也邀请郑先生在家里吃过饭：

午建功约在家食饺子。（1939年4月26日）

诣孟真家早饭。……更至孟真家午饭，食包子、烫面饺，绝美。（1939年10月21日）

三时暖甚，方欲入校，得雪屏书，约往逵羽家食饺子。（1940年5月27日）

午在孟邻师处便饭，复在矛尘处食汤面饺。（1940年10月20日）

十二时半至黄子坚家食炸饺子盒子。（1942年7月20日）

以上做东道的五人中，只有傅斯年是北方人，其他四位都是南方人，但他们吃的饺子、包子、烫面饺、炸饺子盒子，全是面食，或许是一同在北京培养了相同的饮食习惯吧，也或许是为了照顾郑先生等人的口味而特意准备了面食。

还有罗庸（膺中）的夫人包的素馅饺子大概特别合郑先生的胃口，郑先生两次在日记中提及：

再诣膺中贺年，留食素馅饺子，谈至九时还。（1944年1月25日）

四时诣膺中……因留饭。余索食素馅饺子，膺中夫人为之临时作，心甚不安。（1945年2月14日）

另外，有一位鼎鼎有名的大人物，也经常留郑先生在家里吃饭，他就是蒋梦麟，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是郑天挺先生的老师，也是领导，所以郑先生登门拜访的次数比较多，经常两人谈完事到了饭点，蒋先生都要留饭。蒋先生也常会特意请郑先生和其他教授到家中聚会和吃饭。据日记记载，光是1939年10月这一个月内，郑先生在蒋先生家中吃饭就有八次之多：

晚孟邻师约在家便饭。（1939年10月5日）

五时孟邻师约往食饺子。（1939年10月14日）

五时谒孟邻师，晚饭后归。（1939年10月16日）

七时至孟邻师寓晚饭，十时归。（1939年10月18日）

六时至孟邻师寓晚饭。与师谈至九时归。（1939年10月22日）

晚孟邻师约在家晚饭。（1939年10月23日）

四时半谒孟邻师，师以开皇本《兰亭》为赠，留晚饭，谈至九时归。（1939年10月26日）

下车至才盛巷，闻孟邻师约往便饭，赴之。（1939年10月26日）

战火纷飞的年代，教授们背井离乡，生活艰难，像这样串串门，去朋友家“蹭”顿便饭，一边品尝朋友的厨艺，一边畅快地聊天，想必是他们生活中的一种慰藉。

下馆子

教授们也有下馆子打牙祭的时候。中国的美食文化自古发达，即便在抗战时期，昆明的餐饮业也有其可说道之处。不少学人都写文章回忆过联大时期昆明的美食，汪曾祺就说自己曾把“汽锅鸡、过桥米线、新亚饭店的过油肘子、东月楼的锅贴乌鱼、映时春的油淋鸡、小西门马家牛肉馆的牛肉、厚德福的铁锅蛋、松鹤楼的腐乳肉，‘三六九’（一家上海面馆）的大排骨面，全都吃了个遍”（《采薇》）。不过他同时又这么写联大的教授：“这些教授肚子里有学问，却少油水。……走进大西门外凤翥街的本地馆子里，一屁股坐下来，毫不犹豫地先叫一盘‘金钱片腿’的，只有赶马的马锅头，而教授只能看看。”（《〈学人谈吃〉序》）没错，教授们的薪水很有限，在抗战时期要养活一家人，他们甚至要兼课、写文章挣钱才能勉强维持，闻一多就有挂牌治印的轶事。不过，偶尔到当地的饭馆小小地“奢侈”一次，也是那段艰难岁月里苦中作乐的一种方式。那他们都去哪些馆子、吃些什么呢？郑天挺先生的日记里就有他和朋友们下馆子的记录。

汽锅鸡

郑先生爱吃面食，吃得最多的是面条。除了去朋友家吃面，连下馆子也经常吃面。日记里诸如“伊甸园食面”、“上海粥店食薰鱼面”、“德禄食面”、“鸿兴楼食面”、“新雅食面”、“兴隆馆食面”、“四合园食面”、“西车站老乡馆食面”，数都数不过来，几乎到每家馆子都可以吃面，还真没看出他偏好哪一家。大概面条于郑先生而言，就像米饭对于南方人一样。

除了面条，郑先生也爱吃饼。他吃饼就比较有偏好了，大概最爱易调隆的馅饼和鸿兴楼的薄饼。

易调隆（“一条龙”）是郑先生和朋友们常去的馆子之一，而几乎每次去必吃馅饼，日记里多次写到：

晚与莘田、矛尘至易调隆食馅饼。（1939年10月4日）

四时与佛泉同往易调隆食馅饼四个。（1939年10月6日）

晓宇约往食馅饼。（1939年10月13日）

抵寓洗足后，偕晓宇至易调隆进馅饼。（1939年10月21日）

午请矛尘父女在易调隆食饺子、馅饼。（1939年10月22日）

六时偕矛尘、晓宇至易调隆食馅饼，以前日晓宇约余往而未果，今日余补请之也。（1940年1月15日）

自商务出，至易调隆食馅饼。（1940年2月2日）

六时至易调隆食馅饼。（1940年11月29日）

易调隆的生意在当时是很红火的，《朱自清日记》也写过这家馆子的好生意：“到易调隆去吃火烧和馅饼，因为顾客太多，不得不等了老半天。”（1940年1月10日）因为生意太火爆，经常客满，郑先生还曾经连续三天去这家馆子，到第三天才排上座：

欲往一条龙食饺子，值其已满座。（1944年1月25日）

舍中饭已开过，至一条龙又坐满，至兴隆馆食面。（1944年1月26日）

家骅夫妇来贺年，袁太太午间始自重庆飞来也。即约之往一条龙食饺子。（1944年1月27日）

连去三天，也从侧面说明了郑先生对易调隆的饺子和馅饼的喜爱。

鸿兴楼的薄饼也在日记里屡屡被提及：

六时偕雪屏、矛尘归，值陈勋仲复光来，同至鸿兴楼食春饼，莘田偕往，五人共食二十九元。（1941年2月4日）

七时偕月涵、正宣两公步归，在鸿兴楼食薄饼。（1942年3月31日）

五时半与莘田及诸儿至鸿兴楼，应子水食饼之约。（1943年8月25日）

遇静娴、坤仪，同往鸿兴楼食薄饼。（1944年2月19日）

在鸿兴楼食薄饼，与宝騄作主人。（1944年2月24日）

除了面食以外，郑先生尤其爱吃羊肉。在华山西路有一家羊肉馆，是郑先生特别爱去的：

宝騄送来售枕垫款九百元，即偕之至华山西路口食羊肉。（1944年10月16日）

在华山西路食羊肉后还舍。（1944年11月21日）

至华山西路羊肉铺晚餐。（1944年12月4日）

1944年底至1945年，郑先生经常晚上出门吃羊肉，有几次日记里没有写明是在哪儿吃的，但通过语气猜测或许是华山西路的同一家。这家的羊肉不仅味道好，价格也公道，郑先生曾两次在日记中感叹它没有涨价：

九时出，食羊肉，每碗仍五十元，惟量稍减，市之未加价者，其惟此乎？ （1945年2月4日）

晚食羊肉，仍为五十元一碗，今日未涨价者，其惟此乎！（1945年2月8日）

然而好景不长，才过半个月，这家羊肉铺就换了主人，开始疯狂涨价：

七时出食羊肉，已七十元一碗，主人亦改他姓矣，半月之变迁如此。（1945年2月25日）

晚出食羊肉，每碗八十元矣。（1945年3月6日）

经羊肉店又食羊肉一碗，较前亦加二十元矣。（1945年4月30日）

同出食羊肉，每碗已百五十元矣。（1945年5月6日）

晚食羊肉两碗，已加至二百五十元矣。（1945年8月24日）

先前的羊肉铺主人，或许是因为没有涨价而经营不下去了吧？半年之内，羊肉价格竟涨了四倍，真是可叹！

许宝騄

同样爱吃羊肉的有许宝騄，著名的数学家，也是俞平伯先生的内弟。日记里多次写郑先生和许先生一起去吃羊肉：

与宝騄谈，同出食羊肉而归。（1945年5月7日）

晚与宝騄出食羊肉。（1945年5月8日）

后再偕宝騄出，食羊肉而归。（1945年5月9日）

连吃三天，可见喜爱之程度。

还有一家馆子的羊肉、羊肚是郑先生经常去吃的，那就是先春园。先春园在昆明市长春路中段，是一家云南本地菜馆。清汤羊肉是那里的招牌菜，另外“荷叶蒸肉”也是其独创的名菜。郑先生日记中也多次记录他和朋友们相约去这家馆子品尝特色菜：

八时偕少榆至先春园食羊肉。（1939年5月12日）

九时与矛尘至先春园食羊肚。（1939年12月13日）

偕晓宇、少榆在先春园食羊肚。（1940年1月26日）

偕勉仲在先春园食蒸肉。（1942年6月30日）

六时家骅约至先春园食蒸骨、蒸鸡，两人竟费三千元。（1945年6月16日）

还有厚德福的涮羊肉。厚德福是北方菜馆，郑先生在1938年11月13日去香港的时候，曾吃过那里的一家厚德福，当时为吃到了地道的家乡味道而十分快慰：

十二时巽伯约往厚德福午饭，食家常饼、瓦块鱼，北方风味，快慰，非独口腹之嗜也。店伙皆北方人，盖自北平移来者也。（1938年11月13日在香港）

昆明也有厚德福，不过“素以价昂著”（1939年6月10日日记），算是比较高档的饭馆，所以，一些比较重要的招待和比较正式的宴请，常常设在厚德福：

正宣来，同至厚德福招待金城银行，为借款事也。（1942年2月26日）

余与福田、龙荪、企孙、佩弦、继侗、岱孙、枚荪、一多、芝生公宴公超于厚德福，谈至十时半乃还。（1944年11月20日）

十二时至厚德福，李岫青约午饭，座有军长高□□，刘多荃之旧部也，又有冯占海，耳其名久矣，瘦小不似武夫，今皆营商矣……（1945年3月8日）

不过，郑先生光顾这家餐厅，却常是为了涮羊肉。郑先生在北京长大，自然爱吃涮羊肉，他第一次到昆明厚德福吃涮羊肉，即回忆起了在北京西来顺吃涮羊肉的情景：

昨约今日为雪屏祝生日，值今甫入城，并为之祖饯。主人为矛尘、汇臣及莘田与余，至曲园，无座。改至厚德福，菜且罄，惟馀涮羊肉而已。虽不逮北平远甚，尚具规模。二十六年离平之前，几于日日偕雪屏在西来顺食此。当时危城坐困，忧心如焚，惟藉饮食以消愁。今日思之，尚馀凄苦。然而离家三年矣，天南对此，又不胜惆怅也。（1940年11月29日）

厚德福的涮羊肉“虽不逮北平远甚，尚具规模”，想必也能让身处异乡的郑先生过过品尝家乡美食的瘾。日记中仅记过三次吃涮羊肉，全都是在厚德福。

《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