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韩国的体育精神演变：从爱国主义到民族主义

太极旗

大韩帝国政府通过运动会强调体育的重要性，其目的主要有三点。第一，政府把体育当作富国强兵的手段，建立以皇帝为中心的近代国家，进而强调国民要忠君；第二，运动会不仅能将资本主义价值观里的竞争意识内化到国民身上，同时也可以培养国民对近代的规则和规律的认识；第三，在中世纪的身份秩序弱化甚至解体的现实中，运动会可以将个人和皇帝连接在一起。不难看出，这一时期朝鲜的体育表面上反复强调忠君爱国实际上着重忠君，爱国主义体育实际上就是忠君主义体育。

强调祖国精神的韩国体育

到了大韩帝国末期，随着国家观发生变化，爱国主义体育又有了新的内涵，“忠君”不再等同于“爱国”。许多海内外知识分子认为1905年《乙巳条约》签订后韩国丧失国权的原因之一在于“崇文贱武”，在于“体育的缺乏”，他们认为只要体育强盛起来，就可以改变丧失国权的屈辱现况。企业家李钟满强调了体育的三大效力，分别是培养国民精神的根本、诱导国民团结的动力、国家自强的基础；主张变法改革论的朴殷植则指出近代日本的强大来源于他们700年前就有的武士道精神，因此“我们国家（韩国）恢复国权保存民族的唯一出路就是尚武的教育”；当时为中学老师的独立运动家文一平认为培养健全的国民的重点在于教育，而教育里最优先的应该是体育。不仅如此，当时在日本的韩国留学生们也持相似的观点，认为韩国要恢复国权的重点在于鼓励体育，通过向国民提倡体育将国民凝聚起来，才有可能实现独立。

这一时期的体育虽然依然蕴含着浓厚的爱国主义，这里的“爱国”强调的不再是“忠君”，而是祖国精神。同样，这一时期运动歌的歌词再也无关皇帝、皇室、忠君，而是强调大韩国、韩半岛帝国、太极旗等。而这样的爱国主义体育在1910年日本合并韩国后又出现了新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