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心目中的中国精神：君子的国度

在这个行业里，我对时尚是持相反态度的。我并不因为自己是设计师就成为时尚的推动者，相反我希望通过设计让大众意识到我们的生活方式其实反映的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我是通过做设计，思考这些每个人都必然要去面对的问题。 ——马可

採訪/撰稿：王子燁

《白水》和《微尘》

圖：雲門舞集兩部新作《白水·微塵》舞者穿著馬可設計的舞衣跳躍、起舞。圖片提供/雲門舞集

2014年11月17日，台北冷雨。

在位于台北边缘的八里区，一栋由废弃的厂房改造成的排练场里，舞者陆续换好衣服，在地板上做着准备活动。排练场挑高很高，加之是铁皮结构，室内阴冷，角落里铺着一块小电热毯子，供舞者休息时暖脚。

67岁的编舞家林怀民匆匆吃了几口寿司便当，边吃，嘴里边念念有词地纠正舞者的动作：“宛均，你要大步飞出去。”“不要焦虑，慢一点，安静。”“我需要你们工工整整的身体。”这顿午饭林怀民吃了不到十分钟。他把剩下的寿司放回饭盒里封好，留作晚饭。

此时，林怀民带领的“云门舞集”正在为新作《白水》和《微尘》作最后的排练。两天后，这两支短舞将在台北“国家大剧院”首演。

林老师旁边坐着一位身穿浅色布衣的女士，她面色从容平淡，没有化妆，一条粗粗的麻花辫垂在脑后，她是马可。

尽管令本人有点无奈，但马可更被人熟知的身份确实是—“第一夫人的服装设计师”。

马可为云门新舞设计了全部演出服装总共四十余套。

《白水》和《微尘》是“云门舞集”比较特别的作品，此前，“云门”已经很多年没做短舞了。两个舞蹈一轻一重，一抒情一激烈，形成了一种颇有意味的张力。在服装上，《白水》是飘逸的、浪漫的，用林怀民的话说，“是马可最擅长、最漂亮，也最‘马可’的那种深深浅浅、层层叠叠的白色棉麻”。《微尘》则有一种愤怒的情绪。林怀民希望要那种“疙疙瘩瘩的衣服，有一种重量感”。马可选择了有泥土和树杆质感的褐色，整个制作过程在林怀民看来简直不可思议：“马可做《微尘》的时候好吃力。我对她说，其实舞台上的东西你简单做就好了，反正观众离得远不会看出那些细节。但她不在乎，一整个月都在搞这个，要自己染色，手工缝制，每一件都不一样，每一件都可以送到秀场去。马可太了不起了。她做成这样子，不生病都是奇迹。”就是《微尘》这20多套“了不起”的衣服，前一天中午，由马可和她的丈夫舒雷刚刚从广州带过来。没有助理，也没用快递，两人一下飞机，带着衣服直奔八里排练场。为了得到“了不起”的效果，马可等了一个月。

圖：設計師馬可在台北八裡排練場為雲門舞者現場調整舞衣。

“真是靠天吃饭”。林怀民这么总结马可制作《微尘》的过程。

从十月开始，马可在广州，每天等待太阳。其间，她很着急地给林怀民发短信说珠海一直在下雨，太阳怎么也等不来。

《微尘》的服装有一个很重要的工序是染色，马可坚持用一种古法的植物染色工艺来制作，其中最关键的步骤就是曝晒—在强烈的紫外线下，让植物色素和布料结合，需要反复染色很多次，直到阳光把色素完全固定到布料里。《微尘》的这批服装，从开始制作到完成用了一个多月时间，光染色就做了十几次。

“化学染色不用看天气，如果二十几件衣服都采用化学染色，两天就可以做完了。最开始我也试过一两件，可效果根本不行，颜色都浮在布料表面，质感很单薄，根本达不到我想要的力度。”马可说，她知道这是个很缓慢很费劲儿的方式，但是这符合自然规律，也更有灵性、更值得尊重。“就像你今天种下一棵苹果树，明天就想吃苹果那是不可能的，哪有这么立竿见影的事。时间的积累是无法用高科技来替代的，但现代人的普遍心态就是太急于求成”

当天的排练，舞者们第一次穿上《微尘》的服装。在强烈的音乐中，“噗嗤”、“噗嗤”的声响此起彼伏—那是《微尘》的衣服第一次和舞者的身体磨合。舞者蔡铭元说：“我在跳舞的时候听到身边彼此衣服破掉的声音，很多裤子在休息时已经被马老师拿去补了，补过，我们才知道动作的余量在哪里。”这种撕裂在林怀民看来，是舞者和服装共同完成的一部分，是一种天人合一的合作。

比之《微尘》的“看天作业”，《白水》的服装在2014年四五月间就已经完成。《白水》用的是纯天然棉麻，每件衣服的材质或多或少都不尽相同。马可说，多年来她练就一双入木三分的眼睛，对材质不能停留在表面，而要看到本质。“在选择材料的时候，我已经考虑到它们穿在舞者身上做各种动作的可能性。”

“你不知道舞者们穿上马老师的衣服多高兴，他们摆来摆去，身体和衣服之间形成了一种空间，一种氛围。”林怀民对《外滩画报》讲起《白水》的服装刚送到排练场时的情景。

蔡铭元第一次穿上《白水》的服装时，即兴跳起了舞。此前，现代舞舞者的演出服大多贴合身形，这次破天荒穿着用了“这么多布料”的衣服，蔡铭元惊异于：“看起来这么宽松的衣服，穿上后身体曲线并没有被隐藏，反而更多了一些层次和变化。”而铭元更直接的感受是，想睡觉。“那种棉质的感觉太舒服了。那种舒服让你觉得特别安定，想睡觉。”

说到和林怀民的合作，马可说本质上源于两人都明白对方是什么样的人，在做什么样的事。“在这个行业里，我对时尚是持相反态度的。我并不因为自己是设计师就成为时尚的推动者，相反我希望通过设计让大众意识到我们的生活方式其实反映的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我是通过做设计，思考这些每个人都必然要去面对的问题。”

马可的愤怒、出走和回家

圖：品牌創辦人、設計師馬可獨自坐在北京無用生活空間後院的長凳上。

在八里排练室，《微尘》第一次配好服装完整连排。在俄国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第八号弦乐四重奏悲愤、激烈的节奏中，舞者手挽着手，姿态挣扎，尽力仰头大口呼吸，宛如濒临死亡的鱼。第八号弦乐四重奏是肖斯塔科维奇写给自己的墓志铭。林怀民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这里弥漫着硝烟、愤怒、绝望，不正是我们生活的世界吗？”

音乐停下的时候，坐在林怀民身边的马可在擦拭眼角。正式演出前，马可对林怀民开玩笑说：“你们在现场应该发放纸巾。”

《微尘》出自《金刚经》的“微尘众”，意指多到像沙尘一样的众生。林怀民用一种上帝视角，讲述人间悲苦，以及与周遭碰撞的愤怒和窒息。这种“愤怒”似乎距离马可很遥远，她的设计中展示的是一个古老而静谧的中国，田园牧歌，远离尘嚣。马可把它们称为“回家”。

“那种愤怒感我有时候也会有，但不止于表面的情绪。”马可说。上世纪90年代初，她大学毕业成为一名设计师，看到满街千篇一律的职业套装，觉得憋闷：“那时候我们刚从‘文革’过来没多久，没有人敢跳出来和大家不一样，混在人群里是安全的。人们明明想展现美、渴望美，却总是要压抑表现欲。刚开始做设计的时候，我的愤怒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与众不同？所以那时候很想做一个中国的原创品牌。”

马可身上出世的部分远高于大部分人，她疏于计算，反对竞争，远离物质。说起当年和前夫毛继鸿共同创立的第一个品牌“例外”的故事，马可淡淡地说：“创业，对我来说，实是被逼无奈。”

1996年，毕业三年的马可经历了“三年三份工作，以及无数打击”。有一位老板给马可开出百万年薪，只等她点头就开工。那时，中国城市人口的平均月收入到不了一千元，马可在前面任职的服装公司做主设计师的月薪是三千块钱。听到年薪一百万时，马可愣住了。她觉得自己像一件估价而出的商品，深感羞辱。那个老板以为钱给少了，当即加了一套在北京的房子。马可站起来就走，老板对着她的背影喊了一句：“再加一辆林肯车，够不够？”马可摇摇头，转身对那人说：“您不是给得太少，而是给得太多了，承受不起。”

近二十年后，马可对《外滩画报》回忆起那次经历，像在聊别人身上的一件趣闻，但随即，她叹了口气：“当时我特别特别失望，甚至是绝望，怎么没有一个人明白我要做什么呢？我是把做设计当成理想，可所有企业都把我当成赚钱的工具。这个我是绝对不能妥协的。”

在此前的人生中，她不是没体验过贫穷。

马可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是大学老师，她的整个青少年时代活在象牙塔里。这在某种程度上锻造了马可的清高，和对精神世界的渴望。上高中时，母亲不同意她考艺术专业，曾经断绝她所有经济来源。临近高考两个月，扛不住马可的坚持，母亲最终把买颜料的钱扔在地上。马可忍着眼泪弯腰捡起钱，暗暗发誓今后一定要经济独立，不依靠任何人。上大学后，她只向家里要刚够生活的钱——一个学期的生活费四百块，去掉往返的火车票预算，剩下的钱每天精打细算着过日子。她是班里年龄最小的女生，也是最朴素的一个。在同学们买化妆品、高跟鞋，出去购物和游玩时，身穿宽松大T恤的马可天天泡在教室和图书馆里。“那时候我的经济能力在我们班是最差的，比拿补助的同学还要低。”马可说，直到大学毕业，父母都不知道她的经济状况这么拮据：“我不愿意向家里要太多钱，我可以把对物质的需求压到极限低，所以我不太理解别人说钱不够花是什么意思。”

女动物学家珍·古道尔、甘地和特蕾莎嬷嬷是马可的钦佩的人。马可对金钱的不屑近乎耻感，这种名利观接近中国古代衡量“君子”的标准。法国时尚顾问马丁·勒何波尔这么评价马可：“与其说马可在做一个服装品牌，不如说她在做一个道德项目，为这个国家输入她自己认为是正能量的价值观。”

此前，马可用不同的渠道传递着她的价值观。

1996年马可和前夫毛继鸿创建的服装品牌“例外”，一度是中国最著名的原创品牌。马可负责全部产品设计及品牌的视觉形象，毛继鸿负责市场营销。一对有志的恋人，想齐心协力创造一个最好的品牌，能够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精神。“例外”经历了几年创业初期的艰难，“例外”逐步走上正轨，每年的营业额都保持着两位数以上的增长。随着品牌连锁经营的市场拓展，“你都能看到营业额的数字‘哗’的一下就上来了。”

事业成功，马可却觉得越来越疲惫。“我一直想用‘例外’去填补中国设计上的空白。我一直反对通过店铺拓展来迅速提升营业额，尽管这是大部分中国品牌惯用的方法。我对‘例外’的期望，一直就是做小众品牌，提供原创的、高素质的设计。最重要的不是赚钱，而是它内在的品牌文化所代表的中国精神，这才是一个中国品牌能够提供给世界的价值。如果要的就是钱，我当年拿那个一百万年薪就好了，为什么要吃这么多苦自己创业呢？”

在马可的计划里，“例外”的分店进入到省会级城市以后就应该开到国外，到巴黎到纽约，到世界的平台去发布中国的原创设计。“这是输出价值观而不是卖衣服。真要卖衣服的话，你能卖得过佐丹奴吗？设计师品牌最宝贵的价值是输出精神，而不是赚取低廉的加工费。”

2004到2006年，是马可最不快乐的几年。“就像在地铁里大家推着你走，你不想走，但是不能停，你为了不跌倒只能跟着大家一起跑。我知道身上的责任有多大，有几百号人都指着这个吃饭。”让马可最痛苦的是，她不想这么跑了，可自己一手创建的品牌却用更快的速度跑向了另一个方向。

时隔多年，回忆那段阴霾而又力竭的日子，马可说：“那几年我一直在内心对‘例外’告别。”

终于在2004年，马可在“例外”唯一的一次公开大秀落幕时马可和助手们在后台相拥而泣，没有出来谢幕。至今很多参与者还记得那场秀。马可的一个朋友对她说，为什么那场秀这么令人感动，但想起来却又非常难过呢？“我当时心里明白，那是我在‘例外’的告别演出，内心里五味陈杂，有悲伤和无奈，也有太多的不舍和眷恋。但是又必须离开，所有的情绪混杂在一起，内心非常复杂。但是没有办法，必须要做出这个选择，我不是一个会妥协的人。”

2006年，马可只带了简单的行囊，告别了“例外”，从广州搬到了珠海，建立了无用设计工作室。她终于可以放慢脚步，好好地探寻自己的内心最想实现的东西。

圖：2008年，馬可受邀參加巴黎高級定制時裝周，成為第一個進入巴黎高定日程的中國服裝設計師，發佈作品「奢侈的清貧」。

最初的想法，是建立一个工作室。马可曾在2006年受巴黎高级时装工会邀请，到巴黎进行展示，当时的系列名为“土地”，这也是她首次将“无用”推到台前。在贾樟柯拍摄的纪录片《无用》中，参加“土地”表演的模特并不清楚这位东方设计师要干什么，她们只知道身上的衣服非常沉，而她们只需要站在方形的灯箱上一动不动。那时，马可的想法是做艺术家。她说，她最不愿意和人争抢，她是那种“从小就经常挤不上公共汽车”的人。“我就是这种习惯性的让别人，做艺术家就不想跟人竞争，更自由。”

那是马可第一次完全从艺术角度设计服装。有批评的声音说那些衣服完全不适合日常穿着，但马可的想法是，她就没打算做平常可以穿的衣服。

“土地”大获成功，首次露面的“无用”被伦敦V&A博物馆收藏。这在中国是破天荒的事情。“我想我的艺术之门一下打开了，我踏一脚进去就行了。”但马可的“这只脚”却始终在犹豫。

2008年，马可受邀参加巴黎高级定制时装周，成为第一个进入巴黎高定日程的中国服装设计师。那一次的发布会为“奢侈的清贫”，在巴黎小皇宫，马可带着织布机、纺纱女和一个静谧古老的中国，站到世界面前。

2005年以后的时间里，马可频繁地下乡调研，尤其常去民间手工业发达的西南地区。很多村子没有水没有电，更不可能有客栈旅馆，马可就住在农民家，跟着村妇学习织布和绣花，一学就是几天。在乡下一户普通人家，一个小板凳也许用过三代，一件衣服，经常是外婆传给妈妈，妈妈传给女儿。提到乡下，她的话格外多了起来：“你能感受到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说已经不是一件物品，而是一种感情，甚至是家族的寄托。”

一边是浮华的时尚界，纽约、巴黎、米兰等国际大都市在向她频频招手，另一边，是寄托着马可的乡愁的土地。“在看到那些机会的同时，我也看到了背后的浮华和世故。要想往上走，非常容易，但那不是我想要的。我还是觉得两脚踩在大地上，跟手工艺人在一起最踏实，跟他们一起烧柴吃农家饭最开心。因为大家没有那种功利的目的。”

“奢侈的清贫”之后，马可对未来做出一个决定：要把“无用”做成一个社会企业品牌，不再走独善其身的艺术家之路。她想兼济天下，帮助更多在贫困山区的普通人，把即将失传的民间手工艺术发展开来。同时，她也希望带给都市的人们一些关于质朴生活、回归本质的思考。

从巴黎回来后，马可把自己关在珠海的工作室，不接触外界，不参加任何活动，开始闭门造车，准备她的“无用空间”。马可说：“这是一件要花费巨大精力的事，既然要做手工，就真的要沉下去，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

马可心目中的中国精神：君子的国度

第一夫人的设计师

从2008到2014年的6年时间里，马可潜心准备，只有一件事让她分心，那便是为第一夫人彭丽媛的出访服装做专人定制。

关于这部分工作，马可不愿意多提，筹备无用品牌开业需要她事必躬亲，但专人定制更是事关重大，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最后，她决定全力以赴接受这个重大挑战，因为“穿什么代表一种价值观”。向世界输出中国传统价值观，与国际友人分享这个东方文明古国的最深厚和丰富的文化思想，这是马可多年以来追求的精神目标。

在马可的理解中，代表中国价值观的东西不一定就是旗袍、立领、盘扣，或者龙凤图案，她不需要一个“符号化的中国”。马可理解的中国精神，是她从小在书中念到的君子世界：“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也。这是我所理解的中国精神和中国风骨，一个人不会被金钱名利所收买，也不会因暴力压迫而屈服，更不会被色相所引诱，这才是中国民族精神里真正的高贵。”

如果说有一种理念贯穿在为第一夫人设计的出访服装中，那便是“适度”。“设计在我这里一定是做减法的最难做的就是最简单的设计。服装不需要讨好任何人，不要炫耀，没有什么让你特别眼前一亮的东西。但它是内在的，高贵的，平和的。如果衣服跑到人前面，只见衣装不见人，那这个设计就是失败的。”

在令世人惊艳的第一夫人彭丽媛随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出访俄罗斯之后，“彭Style”让马可一时成为中国最受关注、最神秘的设计师。很多人开始打听马可是谁，更多希望享受“第一夫人”待遇的人，通过各种关系找到马可，一掷千金，只为求一件定制。

对于所有私人定制的邀请，马可都拒绝了。这时有人建议，马可既然你的定制这么受欢迎，那你为什么不开辟一条这种定制风格的品牌线？你有这么好的一个身份、这么好的一个人为你宣传，干吗不好好利用一下呢？马可也拒绝了。很多人说马可傻。致力于民间手工艺的保护与传承的品牌定位让“无用”的投入总是大于预算，即便如此，马可也不愿意靠定制赚钱去养它。“因为不纯粹了。我真的做不到，我不是那样的人。我很看重一个人创作的动机而不是结果，如果我把开辟定制产品线作为赢利的手段，那我就不可能专注于做好无用品牌。况且，如果‘无用’没有自己造血的能力，而需要其他资金供养，那无用品牌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在2014年九月的一个傍晚，马可举办了一场名为“无用回家”的作品发布。这是一场太过不同的发布，没有T台也没有高挑凌厉的0码模特。在台湾原住民的唱腔中，三十多位各个年龄层，各种身材的表演者身着棉衫麻衣缓缓上场，整齐地用脚跺着大地。整出表演的舞台艺术指导是台湾“云门2团”的艺术总监郑宗龙先生，表演者们聚拢、统一、重复的方式很像某种中国古老的农耕仪式，马可被演出深深打动，表演过程中，不少表演者也流泪了。

“无用空间”已经在北京美术馆附近安静开幕。为了保证每一位来访者都能充分体会到无用空间所传递的理念，到访者需要提前预约。这里没有店员和导购，但每个上门拜访的客人都会有一个无用生活顾问负责带路并介绍空间、物品，以及讲述背后的故事。

“无用空间”不仅仅有服装，它展示的产品包括窗帘、床单、家具等等生活用品。马可和她的先生舒雷从2008年起做“无用”的产品研发。从那时起，她就在慢慢摸索。除了服装，她需要包括家纺、生活用品、家具等等和“生活”有关的东西。“原因很简单，穿了‘无用’衣服的人，可能没有办法生活在别的品牌的家庭里面。你穿‘无用’的衣服，如果搭配一双阿玛尼的鞋，或者坐在欧式风格的餐桌前吃饭，那也是搭不上的。所谓做品牌，就是要做整体，关于整个生活的、全面的东西。”

马可的店里绝对不允许推销。“无用”也不把销售额作为目标。马可说，无用是在身体力行地推广中国传统生活理念，回归到自然、简朴、健康、可持续的生活。

二十五岁创立“例外”时，马可常常期待自己的设计可以帮助穿着者找到真爱。“内心善良美好的女子，茫茫人海，如何让一个懂你的人一眼发现你？我希望我的衣服可以帮到她。”很多年过去了，有一次马可遇到一个建筑师，他说，我要谢谢你，当年我遇到一个女孩觉得她气质独特，我们相爱了，现在她是我的妻子。我们初次见面时，她穿的就是你设计的衣服。

很多年来，马可遇到过一个又一个类似的印证，这让她确信：不以商业为目的的用心设计，会得到顾客的认同。“我做的每件衣服都是一种关爱，和对客人的体贴。这是我设计的动机。你知道好的设计是可以传播爱的，剪裁也好、材质也好，各个方面能够体现穿着者内在的本质，这是最大的价值。”

现在，“无用”得到的回应更为强烈。“我不会用金钱衡量购买者，那不是‘无用’的价值观。这个空间唤起了很多人儿时的回忆，触动到他们心里最柔软的那部分，让他们从一种浮躁的、压力很大的生活中沉静下来，哪怕只有短短半个小时回归内心。如果这样的话，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马可相信，“无用”引起的共鸣，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