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交流的另外一个渠道是僧侣。僧人在两宋时期的东亚佛教交流中扮演着主要的角色。“名重辽宋”的高丽大觉国师义天就是宋丽佛教交流的重要推动者。义天是高丽文宗第四子，因为崇尚佛学而出家，成为高丽全国佛教僧统。元丰八年，义天搭乘商船到宋朝，受到热烈接待，宋朝按照外交使节的规格来接待他。义天在宋朝遍访名师，学习各宗佛法。后来又搭乘商船回国，带回了三千多卷佛经。回国以后，义天把高丽的各派各宗佛教加以规范，开创了高丽的天台宗等多个宗派。同时他仍保持着跟宋朝和辽朝的交往，陆续又向宋朝和辽朝采购佛经四千多卷。

日本没有与宋朝建立官方关系，但希望获取宋朝的文化、物资和信息，发展出以僧侣私人赴宋，取代官方使节的文化交流方式。宋朝则称“连贡方物，而来者皆僧也”。最著名的日本入宋僧是奝然。奝然入宋被认为是中日关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奝然于983年入宋，交流佛学，巡礼五台山，回国时带回大量教经，其中包括一部《开宝藏》。这部《开宝藏》对日本佛教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奝然入宋属于私人行为，但获得了官方批准。另一日本著名入宋僧成寻则是完全的私人行为，代表的是大多数日本入宋僧的状况。宋神宗熙宁五年，成寻带着弟子来到宋朝，第二年他派弟子回国并带回400多卷史书，自己则留在宋朝直到去世。成寻所作《参天台五台山记》流传了下来，其中记载了大量当时宋朝的信息也传到日本。

民间交流中最重要的群体是商人。两宋时期，东亚诸国与宋朝的交往，以及宋代与世界各地的交流中，主体力量就是商人。商人是东亚诸国人员、物资和文化交流的桥梁。上文提到的东亚文化交流的移民、僧侣，甚至使节多是搭乘商船往来。宋朝跟辽、西夏、金、大理、交趾等国陆上榷场、博易场等贸易主要也由商人承担，他们一方面合法交易茶叶、香药、书籍等宋朝商品，另一方面通过走私向周边输出宋朝书籍、铜钱等。苏辙说他在辽朝看到的是“本朝民间开版印行文字”“北界无所不有”，甚至各类禁书“尽得流传北界”。严禁出境的铜钱大量外流，也由商人走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