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南强调从唐到宋“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的社会变迁过程。她认同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葛兆光的说法，“唐文化是‘古典文化的巅峰’，而宋文化则是‘近代文化的滥觞’”。这两者间的区别，用一种较为简单的方式来概括，就是“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的趋势。
从唐到宋都市景观的明显变化，最鲜明地反映了这一趋势。唐代长安城坊格局井然，“坊”是居住区，四周有围墙，有两门或四门供人进出。一般人不准凿墙开设私门，也不准朝着大街开设店铺；“市”是交易区，日中击鼓二百下开市，日落前击钲三百下散市。宋代都城开封和临安则废除了坊市分割，允许面向大街开店，与民居混杂毗邻。城市居民“坊郭户”第一次被列入国家法定的户籍管理分类。965年，宋太祖把宵禁开始时间推迟到凌晨一点，之后完全取消，出现了通宵达旦的夜市。
邓小南指出，两宋时期，文学重心逐渐下移，也是市民文化勃兴的标志。文学重心下移，是指文学体裁从诗文扩大到词、曲、小说，与市井有了更为密切的关系；创作主体从士族文人扩大到庶族文人，进而扩大到市井文人；文学的接受者扩大到市民以及更广泛的社会大众。随着都市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兴起，世俗文化大放异彩，在道路通衢、瓦子勾栏，有说书的、杂耍的、讲史的，也有街头的饮茶活动。英国历史学家伊懋可甚至评价，“这个时候的中国是世界上城市化水平最高的社会”。
“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趋势更深刻的背景，是一个新的阶层——士大夫阶层的出现。两宋时期偃武修文，需要一个更加庞大的文官体系。于是，通过科举制度，一大批出身更多元化的士大夫阶层，逐步占据了贵族留下来的真空。邓小南说，两宋时期的社会流动，使得当时一批“寒俊”人物崛起，像范仲淹，年轻的时候在山寺里面读书，带去的米不够煮米饭，只够煮粥，这个粥凝结以后要切成几块分几顿吃。欧阳修，家里没钱买纸笔，他母亲教他写字是拿着芦苇秆在沙地上画的。这些人到后来不仅是一流的学者，也是出色的政治家。据统计，北宋时，科举出身的官员占了总官员的40%，而在唐代这一比例只有15%。处在国家和民众之间的士人阶层，也是文明扩张中的重要一环。在朝为官的毕竟是少数，更多受儒家学说熏陶的士人渗透到民间，通过家规、家礼、族规、乡约之类的规定，甚至通过祭祀以及仪式中的戏曲、说唱，将知识、思想与信仰迅速传播，从上层到下层，从中心到边缘。而这些士人也是文化的旗手，其“游于艺”的修养和美学趣味，在“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整体的精神追求中得到提升，风雅成为一时之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