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澎在早年间就观察到，中国当代艺术书写缺乏系统完备的艺术史结构和形态，并试图归纳造成当代艺术史研究和写作困境的原因，包括研究者学术观念和历史责任感的错位，政治对历史写作的规训和制约，以及在全球化、资本和自由主义的冲击下艺术整体价值观的破裂。研究与批评的失声造成了人文价值的缺场，站在历史的当下，吕澎振臂疾呼“历史的书写可以、应该、也必须是即刻的。”

吕澎于2021年11月27日在湖南长沙师范学院召开的第15届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上，以《什么是当代史写作》为主题，分享了他从80年代至今著写艺术史的内在逻辑。通过论述当代艺术史的写作与当代艺术的关系，他强调了构建完善的历史观和价值观的重要性。

过去才是充满生气的，它渴望着挑动我们，刺激并侮辱我们，引诱我们去摧毁它或者重新粉饰它。人们想成为未来的主人的唯一理由就是要改变过去。他们苦苦奋斗就是为了进入那么一间实验室，在那里照片可以修饰，重新着色，在那里传记和历史都可以改写。

——米兰·昆德拉《笑忘录》

传说与概念都不是历史，尽管它们与历史有着关联并且总是那些不愿意付出太多劳动的历史谈论者的特征。50年代出生的人（无论是艺术家还是理论家、批评家）正在进入精力衰退的阶段。展览与各类评奖活动仍然在举行，但是，更多的地方与场合谈论的渐渐不是他们的事情。

具体地讲，关于1978年以来的艺术的历史虽然不断地被提及，但是，就历史本身的任务来说，从1978年到2018年这四十年的艺术史的基本历史结构与形态还没有真正形成，出版的那些有关“85新潮”或者“中国现代艺术史”再或“中国当代艺术史”，不过是不断招致人们怀疑的历史假说：由于研究缺乏深入，或者写作者缺乏历史判断能力，以致让艺术史的写作成为似是而非的传说或者空洞的概念。

▲星星美展，主要成员有：黄锐、马德升、钟阿城、李永存、曲磊磊、王克平、严力、毛栗子、李爽等

01

当代艺术史研究与写作的现状、困境与原因

1、研究者的关注缺位，与个人学术观念和历史责任感有关实际情况是，有关艺术史教学与写作的老师也许并不少，艺术史大会或者艺术史年会总是吸引很多在大学或美术学院的艺术史教师或教授的出席，但是，他们几乎不涉及1949年以来的中国艺术史，尤其是1978年以来的中国艺术史。他们中间绝大多数的教学范围止于晚清的中国美术史和大致止于19世纪末的西方美术史，他们关注与研究的重点是“古代的”问题。尽管随着年轻教师的增加，中国美术史领域有关1949年之前的晚清和民国时期的研究课题也有增加，但是，将研究课题放在1949年之后的案例的确少之又少。高等学校史论专业的教学当然应该教导学生在基础领域多下功夫：古希腊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anyway,欧洲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的美术史当然应该是教学的重点；从先秦到晚清的中国艺术的发展当然是教学的重点，但是，作为一门学科的稳固、丰富与发展，总是需要将研究延续到今天，就像西方的美术史课堂上需要讲授后现代艺术、视觉文化一样，中国的美术史也应该对晚清以来的美术发展哪怕作为重新理解古代美术史的一个路径而加以研究和讲授。

▲陈宜明，刘宇廉和李斌《枫》，连环画，1979，伤痕美术代表作

了解中国教育体制的人都知道，这不仅仅是一个学术观念改变的问题，也是一个体制和意识形态标准问题，以及做老师的人的历史责任感问题。但是即便是今天，要让更多的老师进入到对20世纪，尤其是1949年以来的艺术史的研究领域，几乎接近于奢望。就此而言，在文明史的主要生产基地的大学或学院研究机构，我们还看不到一支涉及晚清以降、尤其是1949年以来的美术史的研究队伍，相应的研究资源乏善可陈、微不足道——国家、省市、机构的课题经费不会朝着这类选题倾斜，资料与档案也难以获取。这已经决定了收获有关中国现当代艺术史研究的系统成果为时尚早并且还看不到时间表。基于对现实的了解我们可以做出基本的判断：就历史学的一般心理习惯来看，当然有慎重的态度在起作用，有个人的学术趣味在起作用，但是，熟悉这个国家的历史与制度特征的人明白，绝大多数艺术史教师不愿意或者没有进入当代艺术史的研究与教学，是因为无知、反感甚至恐惧。

对当代艺术的无知是普遍的，因为大多数学院教师大部分时间埋首于既定的教学任务，他们走出校园了解更不用说参与当代艺术的实践机会极少，这导致他们对当代艺术了解甚微，虽然书本与其他文献关于西方现代主义的知识已经非常普及，但将其与发生在中国的现代艺术和当代艺术联系起来的研究却因没有教学安排而被减弱甚至忽视。反感中国现代艺术或者当代艺术的原因当然不止一个：比如简单地认为那不过是西方现代艺术的翻版甚至重复算一个非常流行的观点。不过，在高校的艺术史教师如果持有这样的观念是让人吃惊的，因为具备高等美术院校教学资格的人应该具备基本的历史学常识：即任何问题都应该将其放在特定的历史上下文中去考察。风格与语言（方式）经常成为艺术史研究者的主题，但是，这类方法在20世纪艺术史的研究与书写中遭遇困境，中国学者熟悉的艺术史家贡布里希在他的《艺术的故事》修订过程中讨论过这样的问题。何况，对中国20世纪的历史有基本常识的人也应该清楚：政治规训着历史写作。

▲何多苓《春风已经苏醒》，布面油画，95x129cm，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