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历史塑造的写作最大的优点就是清楚当时的出发点与问题，清楚现场行动的目的性，以致可以凭借自己的知识、经验、价值观以及批判性的分析写出“当代史”。在批评界——其中有不少人根本不懂历史学却对历史的写作夸夸其谈，忽视80年代、90年代的人大有人在，仿佛今天的“景观设计”（这类“当代艺术”非常普遍）与过去没有干系，是完全独立于历史的创造。而事实上，你今天有限的自以为是的言行不过是70年代末在中国美术馆外的栅栏举办“非法”展览的结果，不过80年代初在四川美术学院的学生对“文革”表示深深质疑的结果，是80年代中期发生在不同城市里的那些简陋的空间里展示的“粗糙”作品的结果，是那些在90年代初勉强地张开自己的“笑脸”或者描绘出发呆的“中国人”的结果，甚至是2000年后的市场经济给你暂时获得无所顾忌的展览机会的结果⋯⋯一句话，你今天的从容（哪怕并不自在）是昨天别人给你准备的。

当然，存在着两种对历史无知的极端看法：否定历史的知识，或者对历史的滥用。

前者是一种懦弱的表现，或者对人类的终极真理抱有无限期待，而这样的历史观早就被不断更替的人类思想所抛弃。新史学将真理的部分权力交给了相对主义和社会的变迁，交给了人类在处理具体事务时所遭遇的偶然性。没有谁认为“文本”就是权威，“文本”的历史就是不断生产和不断改造的历史，然而，当文本将事实放在了一个提醒人们必须改造现实的历史语境中，这样的文本就是一种变革的宣言，一种对过去看上去仿佛天经地义的逻辑进行颠覆的号召。相对主义的自由度永远不可能超过信仰所给出的神圣比例。书本的作用就是这样，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在一千部历史著作中，能够找到这样的“文本”的原因。要相信人类的批判性知识已经有文明史的基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迅速甄别那些浪费笔墨纸砚和油画颜料的行货的原因。困难的判断发生在“当代”，发生在对策展人使用最新词汇的那些展览中的作品或者艺术家的判断，发生在灯光闪耀的颁奖现场，发生在当代美术馆（例如尤伦斯、龙美术馆、古根海姆或者新艺术美术馆，如此等等）中以“当代的”架势呈现出来的展览现场。

▲张晓刚《血缘—大家庭：全家福2号》布面油画，110x130cm，1993

2、构建完善的历史观和价值观是当代艺术写作的重要途径的确，对眼前的艺术进行历史判断完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似乎比登天还难！这里要强调的是：基于历史知识的价值观和人类对自身的趋善管理，是今天判断中国当代艺术的重要路径。艺术家的作品（经常凭借你的艺术史知识给予你的视觉能力）、言辞（凭借你的理论知识与直觉）、策展人的陈述和思想倾向（凭借你的价值观与思想水平）都是你的判断路径。所有的人都知道，经过艺术史、艺术批评和写作一般训练的人，凭借他的能力可以写出任何可能的文字，这不是我们关心的。在这里真正要提醒的是：

你是否将你的艺术史写作视为一种向内心真实的探寻？你是否认可你的写作态度的严肃性经得起神的检验？你是否真的认可你所写出的历史？

这些都是所有书写艺术史的人自己要回答的问题。简单地说：书写艺术史不是完成国家或者省市的课题，书写艺术史的本质就是书写历史，你必须具备献身历史的精神。你不会因为你要评定教授而去迎合似乎懂专业的院长，你不会因为要获取学术经费去任意选择容易得逞的课题，你不会因为你想当主编而策略性地改变你内心真正的学术看法，你不会为了投其任何所好而放弃对事实与问题给予批判性的质疑，最后，你不会因为世事艰难而放弃对历史的不懈追问。拥有对历史的献身精神的人不会写不出好的历史，尽管他写的著作还存在着技术上的问题，或者不一定是所有人都喜欢的历史。

▲1988年11月，“黄山会议”合影。左起：1.顾雄，3.高名潞，4.毛旭辉，5.潘德海，6.张晓刚，7.叶永青，8.栗宪庭，9.唐蕾，10.周彦，11.董超，12.蓝正辉

滥用历史的人往往是权力者，因为他们知道历史文本是权力合法性的依据，因此，权力者经常不惜一切地雇佣历史学家，指令或者暗示历史学家根据他们的目的编制历史。在艺术史领域，主要是关于20世纪的中国美术史，专家们总是回避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不同问题的性质，其中有：1，晚明以来尤其是晚清以降西方对中国的影响；2，民国时期的西方尤其是现代主义运动的作用；3，对50、60年代革命艺术的历史审视；4，对“文革”美术的历史性质；5，对1978年以来的新潮美术直至今天的当代艺术的合法性判断，存在着严重的历史问题。

人们谈论着艺术史的话题，却不去理会什么是当代艺术史的具体内容与背后的价值观。参加了2008年12月召开的全国美术家协会代表大会的人应该有记忆：《工作报告》指责了玩世现实主义和政治波普对中国形象的歪曲。然而不到一年的时间，官方居然认可了那些在政治和意识形态准则上让人怀疑的中国当代艺术，在2009年11月13日，一个隶属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中国当代艺术院”正式挂牌成立，有趣的是，在授予聘任证书的台上，夹杂着不同政治信仰、艺术观念、价值立场的艺术家受到国家主管部门领导的到场祝贺。敏感的人在内心会询问：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没有谁在具体布置中国当代艺术史的写作，然而，通过机构的成立，通过展览，通过媒体的传播，由此一个似是而非却没有讲明立场的艺术史仿佛被写就。这样的写作当然是可疑的，这不过是意识形态管制没有战胜资本的力量而仓促构成短暂合法性的临时结果，真正的艺术史问题当然在这样的行动中被置于一边：这是一个对多方都不满意的写作，这也是研究院至今默默无闻不知所措的原因。

▲1985年6月，首届“新具象画展”艺术家于上海静安区文化馆门前合影，左起依次为：潘德海、毛旭辉、张隆、徐侃、侯文怡